下面是来信及报道发表前未经删改的原稿。 

    今天我在报亭翻了翻最新一期(2008年第二期)《瞭望东方周刊》，看到有关您的那篇报道被删减了一部分，觉得很可惜。还是我的水平有限，耽误您那么久，最后呈现的结果也不是十分理想。我把我当初上交的稿子附在附件中，算是给您存档留念吧。也谢谢您对我一直以来的鼓励。

    祝新年快乐！！

                                     瞭望东方周刊  刘芳   08-01-06

徐唯辛：我为中国文化启蒙尽了一点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目录导读）以巨幅肖像作品引人反思历史

(文章导读)“这个画展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苦难的记忆，对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警醒作用，同时纠正了中国亚健康状态的历史观。”

（内文导读）“我不认为人生是轻松的，更不认为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能够逃避社会，我希望作品里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使人有启发，来做一些改变社会进程的努力，哪怕这个努力十分微薄。”

有朋友善意地劝他：“算了，你徐唯辛已经这么有名了，有这么多的成就获了这么多奖，你还添这个麻烦干吗？”他不，坚决要把这个“麻烦”做下来，自称“要做一点让这辈子问心无愧的事情”。

2007年11月18日，他的“麻烦”呱呱坠地——在北京朝阳区的今日美术馆，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副院长、画家徐唯辛的个展“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揭幕。

据展览的策展人王明贤回忆，当日参观展览的至少有七、八百人，“一个美术展览，多少年没有这样的影响了？”

展厅里是六十三幅2.5米×2米的巨大黑白肖像，画旁各有一条人物生平介绍，以此再现文革期间的各种人物形象。其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政治人物，有陈寅恪、梁漱溟、巴金等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展览按照姓名音序排列，使草根百姓与领袖人物比肩而立，抹去了高低尊卑之分。

“那么多眼睛从四面八方看着你，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力，让你不由自主去回忆和思考那个年代的事。”《中国儿童报》编辑于向真在揭幕那天参观了展览。根据她19岁照片创作的肖像“于向真”就挂在“姚文元”旁边，对面则是“江青”。

“几十年前就恨得牙痒痒的人现在成了邻居，我居然很平静地接受了……30多年过去了，再想起来，更多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沉痛的教训，而不是个人的好恶，也不是简单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了。”于向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参观过展览的普通观众、艺术家或批评家，反映都很好。对此徐唯辛连称“欣慰”：“我一个人用两年多时间做出来的作品，引起这么多正面反应，够了。电影黄金甲花这么多钱，一片骂声。”

带着骄傲的表情，他说，“我现在死而无憾了。”

（小标题）普通人是最重要的历史承担者 

“这个绘画肖像系列具有双重的纪念性：它既是个人自传性的，也是集体记忆式的；既是私生活性质的，也是国家的宏大政治性的；既是一般性的留存式的，也是具有批判意味的反思性的。”展览前言里的几句话为“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做了最佳的诠释。

开展那天，大量画中人物的亲属朋友应邀前来，包括张志新的妹妹、遇罗克的弟弟、上官云珠的儿子等等，还有仍在人世的画中人物本人前来观看——比如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时北大哲学系党委书记聂元梓，曾参与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星星美展”中的艺术家之一包泡。

“看到自己亲属的肖像，一下子就回想起过去，回想起她整个生命的历程，百感交集……”著名美术批评家、理论家水天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妹妹水天光的肖像也位于展览之中。水天光曾任民革甘肃省第一届副主任等职，在1976年春天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殴打致死，时年37岁。

水天中远在甘肃的大哥坚持赶到北京来看展览，看到小妹的画像，年逾八十的老人忍不住摸了摸画像上她的头发。“对我们家属而言，在这个场合下以这样大幅的肖像把她展示出来，这是对她整个人生的历史肯定。”水天中说。

在现场，很多人为梁思成、遇罗克等人敬献了鲜花，并在自己崇敬的人物面前拍照留念。

“经历过的人会去思考，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也会去看去问，有这些，这个展览的意义就有了。”今年55岁的于向真说。

她的照片是徐唯辛在她博客上发现的，当时希望她加入展览，她百般推辞。“我觉得我就是个草根，根本没有画肖像的资格，更没法跟那些名人的肖像放在一起。”但参观过徐唯辛的画室之后，于向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刚画完水天光的像，她的样子和经历一下子触动了我。我觉得这是好事，我应该支持。”

于向真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8·18在天安门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参加过破四旧、抄家等活动。那时，她是初一的学生。不久，住校的她因为害怕被日以继夜毒打的“牛鬼蛇神”的嚎叫，于8月下旬带着数万份传单串联去了，跑遍多半个中国。回来看到红卫兵们夜夜拿着手电查户口，揪住参加革命多年的的姥姥批斗，终于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普通人？我的理念是，这些人其实是最重要的责任承担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徐唯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有一本反思德国的书叫做《希特勒行刑者》，给徐唯辛很大触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二战”已经快要结束了，苏军从波兰接近德国边境的时候，德国人把奥斯威辛等一些大集中营里残余的人向北德转移。这时押送的人都已经不是军人了，是临时征集来的“民工”，但这些人照样对被关押的犹太人进行迫害。为什么？

“所以说二战的罪行不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忏悔。中国的文革提起来，大家都说毛、四人帮，这是错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做了什么。”徐唯辛说。

“再过几十年要是有人问我，你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做了什么？我可以问心无愧的回答他，我做了这个作品。”

（小标题）八十年代的文化影响了我 

徐唯辛是学院派，早年他的画要么是民族风情，要么是政治题材（比如他曾参与绘制巨幅毛泽东遗像和宣传画《你办事我放心》等），用他的朋友、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教授马钦忠的话说，“主题往往跟‘全国美展’的思路是一致的”。

提起早期创作，徐唯辛爽朗地笑笑：“这也没办法，那时候除了新疆我不会画别的。”

1958年，徐唯辛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文革开始时，8岁的徐唯辛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被选出来在全校发言，稿子是老师写好的，大意是欢呼文革开始之类。“读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记得下面黑压压全是人，我说完他们就在下面大声欢呼。”

还有一次，徐唯辛听说班主任是地主的女儿，那时刚开始学画，就画了一张青面獠牙的戴项链的女人批斗她。“我心里特别内疚。那时候没什么是非对错，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之后这位女老师已经去世了，她没听到我的忏悔。”

1975年，徐唯辛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地点是新疆兵团的三坪农场。在两年后回家探亲的路上，他偶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恢复高考的消息。高中时期由于斗争荒废学习的徐唯辛立刻来了精神，自此用心准备，并于1978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

“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给我影响很深。大学里全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充满理想色彩，干完一个活儿大家唱歌唱得都是《欢乐颂》。”徐唯辛记得，那时隔壁的音乐系总在欣赏国外经典曲目，他便跟着蹭了四年课。

直到现在，他的画室里还堆满了音乐CD，都是经典曲目。“我喜欢这样庄重、严肃的东西，这跟我的思考方式、价值判断、选择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是相关联的。”徐唯辛以此强调，他现在做这个展览并非偶然。

1985年，徐唯辛考入浙江美院读硕士。毕业时，他本想以京剧为题材做毕业作品，导师说：“你没这个生活，你是新疆来的，应该画熟悉的生活。”笔下全是新疆题材的他思索再三，还是画了《馕房》，并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展大奖。

之后他曾因灵感枯竭跑去西藏，想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想想。之后他的画笔下出现了藏族阿妈、少女、朝圣者，油画《圣地拉萨》还入选了“1997当代中国艺术展”。

“画西藏其实和画新疆是一样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提出问题，跟这个时代没关系。”这时已多次获奖的徐唯辛依然不满意。

1998年，徐唯辛终于拿出作品《酸雨》，真正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边疆题材里安详静谧的美消失了，转而变成工业文明中人们空洞的眼神和灰暗的色调。这之后，他把目光投向更底层的弱势群体，画了大量的农民工和矿工。他的作品深刻有力，有评论家称“社会学的意义大于艺术的意义”。

“我今年50岁了，中国这几十年发生的苦难许多我都经历过，这些记忆会对我的作品产生深刻影响。我不认为人生是轻松的，也不认为艺术家的作品只应该表现愉快和甜美，更不认为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能够逃避社会，我希望作品里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使人有启发，来做一些改变社会进程的努力，哪怕这个努力十分微薄。”徐唯辛诚挚地说。

（小标题）有关历史 

“中国对历史缺乏反思，中国的文化也没有被真正启蒙过。”策展人王明贤本身是文革美术专家，他认为由于这个原因与市场经济带来的急功近利，当代艺术一直没有出现足够有力的文革题材作品，有的只是借用文革符号的调侃，“既不好玩，也不深刻”。

在他看来，“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是少见的震撼人心灵的作品，“能从中解读人的性格、经历、命运，甚至解读一部中国的历史。”

画文革是徐唯辛七八年前就有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表现手法。2000年时，他就曾创作过一批描绘文革场景的画，被今天的他斥责为“垃圾”。

直到创作矿工系列时，徐唯辛摸索出画大幅人物肖像的艺术形式，那些乌黑的矿工的脸在2米×2.5米的画幅中表现出巨大的感染力，像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时，他才开始了心心念念的文革题材。

可是，为什么非要做文革题材？徐唯辛说，很复杂。因为“我经历了，参与了，也看到现在大家都遗忘了。”

“去年是文革40年，大家都悄无声息的，好象那是个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的十年。当然，文革这么沉重的历史，触及几亿人的灵魂，要得出客观全面的认识是困难的，评价它也很困难。但是作为艺术家和经历者，我要记录它，这个记录的过程和结果也会引起观者的思索。”徐唯辛说。

在绘制的诸多人物肖像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遇罗克。这个想以《出身论》揭示一个简单道理的人死时，工人体育场有几万观众在台下欢呼，眼睁睁看着他被宣判死刑。“我每次想到这个都不寒而栗。”他更担心的是，到现在这种问题都还存在，因为人们“从未对此有过清醒的认识”。

他说，与文革完全相同的运动不会再重来一遍，但将来有可能出现与文革形式不同而性质完全相同的东西，再一次毁掉这个民族。比如，打着“民族”“统一”的旗号重新陷入冠冕堂皇的非理性状态。“现在看网上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是杀死日本人，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跟文革性质相同吗？”徐唯辛说。

“《历史中国众生相》画展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艺术活动，它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苦难的记忆，对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警醒作用，同时纠正了中国亚健康状态的历史观。”独立批评家程美信称。

“我的作品对中国文化启蒙起了推动作用，多少我不敢说，但我相信它有蝴蝶效应，它的意义会慢慢显现出来。”包围在偌多历史人物里，带着一以贯之的自信，徐唯辛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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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ron.net/artchina/2007/  岁末盘点2007中国艺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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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预备会

展览海报

展厅之一

 

展厅之二

 

 

 

工作风景

    依照惯例，每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昨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音乐，30年前在西安美术学院读书时，少有学美术的学生像我这样频繁地去西安音乐学院听音乐欣赏课，因此曾被音乐学院的一个著名指挥表扬过，原因是尽管现在画室堆满了音乐光盘，但只要有音乐会，我绝不错过，因为乐队在音乐厅的演奏效果是多高级的音响也不能比拟的，哪怕是作为学生的学院乐队。

     室外寒风凛冽，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序曲驱散了寒冷，温暖了人们的胸怀。

   声乐专业的学生孙婷演唱古诺的《我要生活在美梦中》， 选自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2008新年音乐会节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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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不是他的学生，但在我艺术生涯中他是个重要见证者。20年前首届中国油画展我的毕业作品《馕房》获奖，作为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先生参与了评选全过程。他同时是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主席，《酸雨》和《工棚》的获奖他也全程参与，记得其中《酸雨》的奖还是他亲手颁给我的。

    最近在一个展览上相遇，他特别提到《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这个作品，说突破是艺术家的常态，这个作品突破得成功。作为老先生，他的评价令我颇感意外。不过看看他的学生刘小东、谢东明的作品面貌，就知道他在教学和艺术理念中的特别之处，因此对我这个另类作品有如此评价也不感到奇怪了。

花篮

  晚宴现场放映了50年代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片段，学生们现场配音，河北口音的道白完全和电影情节没关系，都是詹先生生日之类的事，大家笑成一团 。这个小节目是配合他的成名作《狼牙山五壮士》特别编排的，很有才气。

放映末了，干脆摆了个真人“五壮士”造型。

詹先生亲自调整“五壮士”造型

詹先生（左）、曾浩（中）。

发表即席讲话

翁云鹏与俞红

提前离开时在衣帽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假的；）肯定是“五壮士”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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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我感受到心灵上真正的震撼。徐唯辛对人物的肖像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力，能从中解读人的性格、经历、命运，甚至解读一部中国的历史。他的众生相系列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历史的追问，通过朴素的描绘，在当代的语境中对文革历史进行现象学还原，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艺术的重要作品。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已绘制60多幅（还将一直不停地画下去），每幅2．5米×2米，尺寸巨大的黑白油画肖像群，结合肖像简历及其他文本，呈现文革期间芸芸众生的形象。所谓“芸芸众生”，既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政治人物，还有受尽凌辱的文化名人，也有一批普普通通的人物，勾勒出的不只是帝王将相史，也是普通人的文革史。这样就更接近真实的文革，因为文革毕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参与也就没有文革。众生相系列从独特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并启发人们思考。作品没有太多的表现，与现在很多张扬的艺术相比，它是沉默的，但你会在凝视的瞬间感到内在的力量和永恒的价值。单独看每一幅肖像，肖像仅仅是肖像，然而步入展厅，或者在艺术家的画室里，看到这一系列作品时，一种久违了的严肃庄重的气氛，打动人心。在整个场景里，巨大的肖像群，黑白的处理，去类型化的描绘，使作品有一种当代感，又不是某种当代艺术脸谱化的处理，显示出史诗般的庄严。           
   徐唯辛创作这批作品的依据是文革期间的照片。从20世纪下半叶的艺术史来看，利用照片进行创作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作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里希特从1963年开始，就常根据照片绘制油画，但关键的是他并非简单描摹照片，耐人寻味的是作品中体现的深刻的当代艺术观念。如果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必然要讨论到张晓刚的作品。90年代初，张晓刚偶然在家中发现一些老照片，他吸收了中国民间炭粉画的风格，把照片里的人物画出来。画面中的人物呆板、平静的表情和整个画面平涂式无笔触的手法，还有色斑和红线，构成了画面的独特性。他利用家庭照那种被模式化的“修饰感”，说明各种“血缘”关系——亲情的、社会的、文化的——在各种“遗传”下，“集体主义”观念已深化在我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某种难以摆脱的情结，传达出中国现代社会的集体心理记忆，表现了特殊的历史面貌。90年代中期，张晓刚的作品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此后十几年，中国当代艺术也出现了用照片等影像资源来创作的趋势，但是多数作品不过是一种艺术趣味和惰性结合的产物，对当代艺术的发展没什么推动。徐唯辛经过长时间酝酿创作的油画肖像群，和大多数画照片的艺术家既是风格上的区别，又是艺术观念上的区别。作为一个当代现实主义画家，徐唯辛以自己的画笔，为文革题材和人物肖像涂上了一层历史的色彩，作者在新的价值体系中去发现历史，作品背后的思考和价值观反映出艺术家自己的方法论。他还在博客上发布关于创作文革众生相的设想，通过网络征集普通人的照片，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另外，他在网络上搜集历史人物照片。大家都知道，信息革命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全世界的视觉信息的平等化，人们可以在任一地点在任一事件获得同样的信息。徐唯辛正是通过这一点使历史过程的体验具有了当代性，传统油画的绘制效果和当下的新体验于是有了一种奇妙的结合，这也使他的作品和里斯特不同，也和利用照片创作的其他中国艺术家截然不同。网络照片的利用是当代艺术的一种新尝试，并使社会公众参与到作品中来，而不是把大众当作局外人，观众由此产生一种对历史感的崭新认识，并发现了当代艺术的价值。
 

                                        贰

   作为一个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艺术家，徐唯辛关注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这批作品描绘出文革中国的图像史与精神史，对现存禁忌是一个挑战，故可视为新批判现实主义。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一个永远的梦魇，但是对文革的反思，却几乎无影无踪。批评家王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近读基弗作品，深为德国人反省二战灾难的忏悔精神所感动。对比中国当代艺术对于历史的集体失忆，不由得令人喟叹。”确实，中国当代艺术对于历史的集体失忆是个很大的问题。面对苏俄沉重的历史，索尔仁尼琴创作了《古拉格群岛》；而对于中国文革——20世纪最为疯狂的事件，我们的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电视、摄影等，究竟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说起来可能令人汗颜，我们拿不出什么史诗性的作品。如果把被称为“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巴金《随想录》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比较，真让人惭愧得无地自容。问题不在于巴金写什么（不能苛求巴金老人），而在于大家把那样幼稚的东西当作“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来顶礼膜拜，实在是太可悲了！我们根本没有具备从文化上反思文革的能力。岂止是艺术，就连历史书写也尽是谎言，往往是刚完稿的史书墨迹未干，又出问题要大删大改了。有人尖锐指出：一次又一次地涂抹历史（从“开天窗”到“换头术”，从吹捧“处理决定”到赞扬“平反决定”），官方史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对它的要求。它现在的功能与其说提供记忆，不如说提供遗忘。
   在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颁奖典礼上，索尔仁尼琴说：“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在对待民族的苦难以及文革等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当有这样的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曾出现一些表现文革的伤痕文学、绘画作品，但艺术家很快就选择了逃避，几乎再没有反映文革的作品出现，更谈不上深刻地反思文革。徐唯辛今天的文革众生相系列创作，我认为是填补空白的工作，并对艺术家表示敬意。

                                            叁

   85时期中国新潮美术崛起时，徐唯辛正在中国现代艺术的重镇浙江美院读研究生。他一方面感受到前卫艺术的冲击，觉得有一种新的东西在吸引他；另一方面又感到惶恐，不敢把自己放在现代艺术的风口浪尖上。毕业后他躲到小天地去画他的馕房，画藏女，虽屡屡获奖（其中有中国油画展大奖、全国美展银奖），但在学院派的束缚中，他的绘画语言显得老套，作品除了表面的少数民族风情外，缺乏当代文化的力量。他深感痛苦，开始重新思考。他对西方现代哲学，从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罗兰"巴特、福柯这一学术脉络并不一定很了解；对从杜尚到博伊斯的艺术观念也不一定很熟悉。可是凭借长期的艰难摸索，以及对当下文化问题的思考，他逐渐领悟到新的艺术观念。通过对自己的剖析，也通过对中国20多年学院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反思，终于找到自己的道路，创作出超越自己的新作。

   提到85新潮，不免也会想到中国现当代艺术近30年的历程。尽管这期间有不少重要的展览，但人们经常会提到两个展览：一是1979年的星星美展，它是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二是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则是中国’85美术思潮的全面回顾，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而说到作品，人们可能会提到80年代初的前现代名画——罗中立《父亲》和陈丹青《西藏组画》，艺术史学者则更关注’85运动以来的艺术家和作品，如谷文达《静则生灵》、耿建翌《第二状态》、黄永砯《中国绘画史与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 王广义《毛泽东》、徐冰《析世鉴-天书》、蔡国强《为外星人所做的计划》、张晓刚《大家庭》、方力均《系列》、张洹《 为鱼塘水位增高》等。在中国当代艺术最后两个惊世骇俗展览——1999年“后感性”、2000年“对伤害的迷恋”之后，也就是2001年以来，中国艺术在商业化的推动下虚假繁荣，但在文化上软弱乏力，没有新的创造。虽然这几年展览极多，作品多得不可胜数，但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很少。21世纪以来，究竟哪些作品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坐标，令人困惑。疑惑和失望之余，看到徐唯辛的系列作品——耗费数年心血绘制的煌煌大作，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经过长期积累创作出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当然，在太功利的时代，谈当代艺术的学术价值是很奢侈的事。然而，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要不断质疑、探索并超越自己，他们的命运像西西弗一样。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

 清华第四工作室首批五个学生中有四个吸烟，(导师陈丹青抽得最凶，据他说是因为美国到处禁烟受不了才回国的），惟有我吸他们的二手烟。我本来就不吸烟，因为继父的事，更坚定地反对吸烟。一开学就苦口婆心劝几个学弟戒烟，还煞费苦心地使用了 “恐吓”与“利诱” 的手段。“恐吓”：从网上下载图片给他们传阅，上面是被香烟熏成蓝黑色恐怖的肺部；“利诱”：郑重宣布，谁成功戒烟，五千大元奖励伺候。

 不知是哪个措施起了作用，一开始几个同学都响应了号召。除了老陈偶而来上课时冒一通烟外，一连数天画室里都再没香烟缭绕。

    一星期后这几个家伙开始鬼鬼祟祟起来，画着画着老是上厕所。后来才知道哥儿几个实在憋不住躲着我去外面过烟瘾了。最后，他们集体送我一“狠毒”绰号 “徐则林”，借戒烟英雄林则徐之名宣告我推广“戒烟计划”的破产。

 

几个同学：谢宏军（左二）、崔国泰（左三）和某媒体著名女主持人在清华第四工作室。

   《移动的社会》当代艺术展在环铁开幕，里面有我同学谢宏军的作品。他首次在北京亮相，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于是有了首次去这个新艺术区的“经历”。很不好找，用最笨的方法，先进798南门，再穿过北门，绕一个大圈才找到目的地。

   在展厅，才知道展览原来叫《移动的社会主义》，参加展览的除了中国艺术家外，还有古巴和朝鲜艺术家（这个展览的亮点）。后来被干涉，把“主义”二字去掉，展览题目就成了不伦不类的《移动的社会》。

展览前言

谢宏军和他的作品，作品内容是文革时期遗留下来大雕塑，比他以前画的农民肖像更有力度。

似曾相识的朝鲜艺术家同志的作品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活化石。

看看朝鲜同行的作品，你就该为生活在还有点自由的中国感到幸运吧！

古巴艺术家同志的作品还有点活泼，也许是距离北美太近的缘故吧。

环铁美术馆外观

 他的教学方式有点特别，除了一般的素描油画写生作业外,其中一个内容是要我们拿出相当一段时间临摹西方大师的作品，尽管摹本是印刷品，用意大概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大师如何构图和营造画面气氛的。

 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临摹了两幅。本来就喜欢画大场面创作,所以特意挑选了场面大人物多的经典作品，一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圣母之死》， 另一幅是西班牙大画家委拉斯贵支（Velazquez）的《酒神》。

  临摹课结束后，老陈对我临摹委拉斯贵支《酒神》的画面效果大加赞赏，顺口给我起了个绰号“徐拉斯贵支同志”，作为赠言开头写在了他《多余的素材》一书的扉页上送给了我。

  后来，虽老陈几经努力，入学考试时的外语成绩还是不能通过清华批准，我们几个同学的身份只好变成了“访问学者”，再后来，我们各奔东西，由此也拉开了他“辞职”表演的帷幕。

下面是我的临摹作业《酒神》。油画  90CM X 60CM。

 今天下午，高名潞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进行了《现代性错位——全球化视野当中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演讲。

演讲报告厅水泄不通

 

 长篇小说《艳阳天》的作者浩然（梁金广）在绘制中———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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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作品让人想起巴金提议的文革博物馆，当人们在死难者的肖像画前献花时，我们能够体会到人们对于历史的缅怀、忏悔。有批评家认为，这一组作品的社会学意义超越了它的美学价值。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这么多年来，包括《酸雨》、《工棚》，你一直都是从写实主义的角度切入社会问题，请谈谈你对这种现实主义的坚守。

答：这次展览过程里，有观众潸然泪下，许多人被感动，震撼二字是所有人的第一感受。我认为，不管什么题材，艺术作品如果没有与题材相适应、有一定新意的形式，是绝对不能打动观众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这个作品的主题、展示方式、整体面貌、在网络获取素材的方法、文本与肖像的并列和群像的尺寸、与观众和画中人物的互动等诸多因素在中国都是第一次，这就是这个作品的重要价值，也超出了一些批评家的认识能力。这个作品不能以传统绘画的方法来判断，因为这个展览也许是一件观念作品，也许是一个装置作品，要整体看才明白，肖像仅是作品微小的局部，把肖像单独拎出来用美术学院和社会上流行的方法来评价是不合适的。谁都看得出来，一个美院毕业生就可以画出这样的肖像来。技术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看看作品《天书》、想想杜尚就明白了。用旧思维模式不可能评价新东西，这就是艺术与批评的关系——先有作品（现象），然后才有对作品的定义和批评，艺术才能发展。艺术家凭直觉做，有些东西也许暂时定义不了，那就慢点评说。这里我抄录了一个网友对这个作品的留言：作品呈现出的整体的“安静”足以使人们被“形式”所包围而又忘记“形式”的存在。我喜欢这个朴素的评价。

　　　关于写实主义角度切入社会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恰好我所掌握的技术是写实性的，而且掌握的不错。但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应用自己的技术表达观念与思想。另外，在中国这个后农业社会，写实主义有其特殊的意义，清晰明确和容易把握的图象会更加有效地传达作品意义。所以，几个原因加起来，坚守写实是很自然的事。

●     在这一组肖像画系列中，有很多观念的成分掺杂在纯粹的绘画本体里面，这包括对于摄影、网络媒介的运用，连整个展场的概念也突破了传统的展览模式——它的纪念、凭吊性质更大于展示性质，同样画作本身也不如以前那样强调它的形式语言、结构、布局，这是否意味着你也将有意识地引入前卫艺术的成分，重新对待前卫艺术的价值问题？

　　答：我一直积极评价前卫艺术的价值，虽然我过去被认为是保守的代表，因为我常在全国美展获奖。我认为前卫艺术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优秀的前卫作品有问题意识，从形式上来说也是与时俱进的，适合现代社会的观看特点。艺术要是想进步，就要有剧烈的“化学反应”过程，才能产生新东西。我觉得，只要有利于表达，什么样式和方法都可以采用，这样做的结果会产生新东西。其实您的这个问题也回答了”社会学意义超越了它的美学价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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