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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精彩文选</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link>
  <description><![CDATA[本人推荐的精彩文章 ]]></description>
  <language>zh</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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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pubDate>    <item>
		<title><![CDATA[ 我和我的西藏学生  ZT ]]></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article/1907.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 <p>中国内地有许多的西藏班，藏区的学生在小学毕业时就可以开始报考内地西藏班，读完初中可以再考高中、中专，读完高中可以考大学，读完中专就直接回西藏工作去了。在内地读西藏班的西藏学生，必须回西藏工作，因为他们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国家负担的。<br>
　　我1998-2000年在上海行政管理学校做了两年老师。上海有两个学校有西藏班，这是其中的一个。当听说安排我做西藏班班主任时，心 情非常的新鲜激动，脑袋里充满了“雪域、哈达、布达拉宫”这样的字眼。我和校长带着几个高年级的西藏学生去火车站接我班的新生，这些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完全 适应了上海的生活，他们很团结很干练，几乎不用我操什么心，就把他们的师弟师妹接回学校，照顾的井井有条。而我自己的西藏学生，也要在短短的数年里，经历 他们那样的转变。</p>
<p>　　刚开始接触我的西藏学生时，冲击还是非常大。他们是已经在内地读了三年初中的学生，但有些学生还是异常紧张羞怯，你温和地和他们说 话，他们都象受了惊一样，还会发出不自然的尖笑。我想这是长期在封闭单纯环境里生活的人，初入陌生繁华都市的反应吧。天气还热，一出汗，藏族学生身上就会 散发出浓烈的异味，是汉族学生和老师很难忍受的，但如果你表露出嫌恶，就会极大的冒犯他们。让新生养成定期洗澡的习惯，是重要而困难的一件事。女生一般适 应的很快，男生的话就要差一点。</p>
<p>　　平心而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做了很多事的。我看见网上有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这个我不知道。仅就我见到的 情况说，国家负担了西藏学生全部的学费、生活费、医疗费，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都是学校配发，还有两个企业提供高额的奖学金。每年过藏历新年的时候，专门 给他们拨钱买装饰品和加餐。每年有旅游、看电影、看演出、参观等机会。对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思想控制，象我做班主任的，一点大道理也不会说，每星期一次班 会课，都是苦口婆心地讲不要抽烟和不要谈恋爱。但我想说一些我观察下来的问题。</p>
<p>　　从我和西藏学生接触的情况看，<strong>我觉得藏区贫富差距非常大。西藏是个自然环境非常严酷的地方，若是普通农牧民靠自己生产，收入非常之 低，生活很艰苦。但国家对西藏投入巨大，以至于只要不是农牧民，而是有个工作的人，不管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工厂的工人，收入就很高。</strong>我看过我学生的档 案，有他们家庭情况的资料。当时是1998年，据我的一个学生讲，他的父母只是厂里的普通工人，月收入有6000之多。而上海当时普遍是一两千元的工资。 这样造成的贫富差距就很大。我班上的学生，如果是农牧民家庭的，除了国家给的生活费，几乎就无钱可花，而父母有工作的，就大手大脚花钱，明显超过一般上海 学生。我班上花钱最厉害、最让我头痛的一个学生，父亲据说是西藏党校的校长。后来我看报道，说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加大了对农牧民的补助，但中国之大， 靠补助永远是搞不公平的。我同事说去年代表教育部去过青海，因为中国是典型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国家对西藏、新疆投入很大，却忽略了青海，青海非常之苦。 又因为在青海、甘肃、四川等省，藏民是和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的，国家不可能只补贴藏民，因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民受惠很少。你看新闻报道中，事件频发的多 在青海、四川等地，并不在西藏自治区内。</p>
<p>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腐败，尤其是藏族官员的腐败。和我建立了私人友谊的一个高年级女孩告诉我，她是牧民的女儿，他们知道投考 内地西藏班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因此拼命努力。但如果一个地区招收十个学生的话，差不多要考到前三名才有机会，因为其他名额都会被有关系的人拿走。<strong>在西藏的行政系统内，中共是依赖自己培养的藏族干部队伍进行管理的。由于要倚重他们，又由于不同民族交流的敏感，对藏族干部较其他地区更为宽松，这样显然会造 成更为严重的腐败。而同样，官员的腐败会在民族地区带来更严重和复杂的后果。</strong>（转贴：<font color="#CFAFB7">这些人早晚成为动乱的祸根，而他们却是优惠民族政策的最大受益者</font>）我的西藏学生中，有些根本不在乎学习，他们有恃无恐，因为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是 干部。而有些极其刻苦努力的农牧民子女，却知道无论多么优秀努力，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前途。不象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提供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普通人凭自 己的专业技能可以获得一席之地，西藏是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的地方，学生找工作都要靠分配，这样就产生了腐败的温床。我所喜欢的那个西藏女孩，年年考第一，但 毕业后去了一个偏远地区在一个小饭店里做会计，另有一个表现优异的班长，到了乡下去，那个地方电也不通，他写信自嘲说天天开烛光晚会。而远不如她的同学， 在拉萨做舒服高薪的公务员。我从学生身上观察到的社会不公，折射扩大到整个地区的各个层面，让我觉得西藏自治区暗流涌动，潜伏着危机。官员腐败和社会不 公，在全中国都是司空见怪，但在民族自治区，矛盾却极容易激化。</p>
<p>　　由于是否能获得一个好工作会带来人生命运天上地下的差别，有些本是农牧民子女的学生，表现出异常强烈的“争取进步”。我才宣布完班级 干部组成名单，就有学生留下来和我直接说，他要当班长，他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包在他身上，我什么都不用操心，他就是要当班长。而另一个学生也告诉我说，他 能做多少事，也要当班长。后来我发现，对老师阴阳怪气、爱理不理的多是干部子弟，也就是已经进入了国家队伍的。而表现积极的肯定是农牧民子弟，为了要挤进 国家队伍。我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几乎斗了两年，其中一个竟然还让管宿舍的阿姨到我这儿来打另一个的小报告。我的班长能力极强，所有事一把抓，我几乎插不上 手。我试图在班里搞民主，让他们投票选举班干部，这么简单的事也能在班里搞出复杂的派系斗争。当我发现我的班长连我的小报告都打时，不由暗自怒上心头。正 在此时，他在操场上捡到了一张IC卡，他明明知道这是别的西藏学生的（学校给西藏学生发特殊的IC卡，每月打一定的钱进去，他们可以在食堂和学校商店使 用），却上商店去一次性拉完花光。但西藏学生就这么两三百人，小店营业员几乎人人都认识。一个平时从来不怎么花钱的，突然一下子花这么多，肯定会有很深的 印象。丢卡的学生到小店一问，事情立刻穿帮。这样的事情如果报告给学校，他的班长立刻就要撤了。据说我的班长跪下来求了别人，说这是西藏学生的丑事，不要 让汉族老师知道，人家放过了他，但自己班上的同学不放过他，就告诉了我。我把我的班长叫到办公室，问他这件事，他开始不承认，后来就不说话。我看他精神压 力太大，就和他聊别的事，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一直咧着嘴笑着，说阿爸阿妈在家里，种地有多么苦，年纪上去一点就干不动了；他的一个哥哥出了什么事，另一个 哥哥伐木，冲到江里淹死了。一米八多的男孩子，脸又大又黑，还保持着咧嘴笑的样子，眼泪却大颗大颗地掉下来。他说，家里只剩他一个男孩子了，他走的时候， 告诉阿妈他一定会表现好，他一定要翻身。他说，其他同学多多少少家里都汇点钱来零花，但他家里没给他汇过一分钱，看同学买这个买那个，他心里非常羡慕，捡 到了卡……我想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个咧嘴笑的脸上，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p>
<p>　　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一定的扭曲。许多藏族学生干部，比汉族的更会说官话，对汉族那一套不健康的官场文化，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我常常诧异于达赖喇嘛在五十年后对西藏民众还有号召力，宗教的力量固然巨大，但也可能和政府官员缺乏公信力有关。</p>
<p>　　我感觉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汉藏两族之间的隔膜。<strong>在学校里，汉藏学生比较少见有个人友谊。因为国家对少数民族有保护的政策，要是发生争 执，肯定是偏向少数民族的。学校和老师反复教育汉族学生，注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就造成了为免麻烦，能少接触，就尽量少接触。缺乏个 人之间的交流，观察一个群体，往往就只看到了个别很优秀或很糟糕的成员。</strong>我看许多网上的评论，说有藏族学生喝醉了酒，拿着刀追砍汉族学生的。我们学校也发 生过这样的情况，也有过西藏学生喝了酒，在镇上撒酒疯，砸玻璃和路灯，整个镇子大气不出，听由他砸。但这些都是极个别的，如果你不和这个群体接触，看到的 就是这个出格的人，你和这个群体接触，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很好的。将心比心，看到汉族人中间老有在外的不文明现象，但那不能代表全部的汉族人。</p>
<p>　　我很爱我的西藏学生，但我最初的浪漫想法却渐渐消失了，我觉得，天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有某些特点的话，很可能是环境打下的烙印。 一般会觉得西藏人民淳朴热情，不为物质所动。但我想可能那是长期封闭单一的环境造成的。在我的观察里，我的西藏学生在上海适应地非常快。他们从紧张羞怯很 快就变得时尚自信，短短几个月，如果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话，他们很快就和上海的少男少女没什么两样了。他们不是汉化了，而是都市化了，现代化了，这绝不是 政府有意为之。</p>
<p>　　我不相信五十年前的西藏是天堂，因为我的学生给我看过她的家庭在五十年代时的照片，我看了吓了一跳，上面的人又黑又瘦，带着一种呆滞 的表情，像是木刻的。她也告诉我解放前人只能活三十多岁。又没有什么婚姻制度，她的两个妹妹，好像和她都不是一个父亲的。也许有游客喜欢看原生态的文化， 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来说，他们有权过更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把生活变成化石供人参观。但我另外要提醒我的汉族同胞的是，你不要把一个人的心想得太简单。 你觉得你是把他们从一个黑暗恐怖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出来，他们理当永远感激。你觉得你花上了这么多钱，他们应该表现得很高兴很知恩图报的样子。是的，这些 事绝不是假的。但是，任何一个人，他都是有尊严的，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一个民族，更是这样。</p>
<p>　　主管西藏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开大会不会忘记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西藏学生忆苦思甜。有一次，他说，你们要珍惜在上海的学习生活环境啊，去年 我送毕业生去西藏，不是在远的地方，就是在拉萨的郊外，田里的农民吃着……他还没说完，高年级学生就开始起哄吹口哨，声音把他压过了。老师之间也互相议论 说，西藏学生和以前不一样了，毕业班有一次参观上海大型企业的机会，象宝钢啊什么的，<strong>以前问西藏学生你们想去哪里，都是很兴奋，但现在问他们，他们很冷 淡，说他们没有兴趣。有西藏学生私下很直接和我说过: “你们就是想告诉我们，你们有多先进，我们有多落后；你们给了我们多少，我们全靠你们。”另外一次，我让我的班长到我办公室来拿课程表，他看过以后说：“ 老师，我要加一个字。”我很惊讶，不知哪里错了，他拿起笔来，在“语文”上面加了“汉”字，变成“汉语文”，我说：“这不是一样的么？”他很严肃的对我 说：“还有藏语文，要写清楚是哪个语文。”但学校里并不教藏语文，并不是学校不重视，据说以前还请过一个藏族老师教藏语文，但住了一年因为太寂寞的缘故离 开了。从这件小事中我感受到了藏族学生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执着。</strong></p>
<p>　　我常想，这一代的年轻人，不管是汉族的，还是藏族的，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受到了完整和良好的教育，又是在资讯充分的时代里， 他们都是现代人，但民族的记号又深深打在血液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要象以前那样想得简单，就是我给你投很多钱，处处照顾你，你要知道好歹，老老实实太太平 平的。我们是一样的人，都在迅速变化的世代里，都承受着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对我们的压力和冲击，在继承传统和成为现代公民之间都有困惑和茫然。我们要彼此 相爱，用心沟通，共同开始新的生活。</p>
<p>　　我最难以忘怀的，是我考取研究生以后要离开学校，我的西藏学生送我。那是2000年的夏天最高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喝酒，但学 校规定不能喝酒。我就到他们的宿舍去，狭小的室内大部分都被双层床占满了。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挤了三十几个人，每一个人上来给我献一条哈达，举着酒杯唱一 首祝酒歌。我身上堆满了哈达，又是汗又是眼泪，气都透不过来，人生能有几度这样酣畅浓烈的情感呢。</p>
<p>　　我爱我的西藏学生，我觉得汉族就象一个大家庭里的长兄，要把弟弟妹妹都照顾好。现在长兄要做的，恐怕不是安排这个安排那个，而是要静心听弟弟妹妹们讲心里的话，毕竟，长兄在成熟，弟弟妹妹也在成长，一切都不是过去的样子了。</p>
<p>&nbsp;<br></p> ]]></description>
		<eb:creationDate>2009-04-30 09:17:09</eb:creatio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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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item>
		<title><![CDATA[ 华人在南洋(下) ]]></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article/1878.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 华人在南洋（九）<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可以看到，在如今海外最大的传统华人聚居地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们除了享有五十年代短暂的幸福发展时期外，一直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就是传统上的远离政治，使得自己一直成为所谓民主政治的牺牲品。<br>
记得有个军坛网友晓提出过一个看法，民主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而共和是用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在没有共和的民主下，像台湾的外省人，南洋的传统华人，他们的命运就很容易受人摆布。<br>
1969年5月10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当时马来西亚约一千万人，马来人占约55%，华人占约37%。但唯一参选的华人党马华公会只得到了国会103席中的13席（比上届减少14席）。当时反对党伊斯兰党实际的票率是51%，但由于选区划分的因素，他们只得到37席。和马华公会联盟的巫统得到53席，因此可以和马华公会联合执政。但滑稽的是次日，马华公会宣布退出国会，因为他们在华人中的低得票率显示华人不支持他们执政。5月13日，心怀不满的反对党在华人占55%的吉隆坡挑起暴乱。约130名华人，30名马来人丧命。执政的巫统当即宣布戒严，并出台三大政策：1，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民，即马来人所有。2，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要达到占30%。3，华人和印度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br>
时至今日，他们这三点都做到了。而很多原本占有大块地产的华人，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地皮，并无偿赠送给收入低的马来人。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br>
南洋传统华人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加上李光耀1980年以来对中国获得的心理优势，使得他和他教育出来的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人，开始轻视马印的传统华人们。而马印的传统华人，以自己的中国文化自豪感，对在文化上已经很苍白的新加坡人，也是持鄙视的态度。五十年前，南洋各地华人们不分地域互相帮助，团结奋斗的热情，是一去不复返了。<br>
1954年中国单一国籍制实施以后，由于在台湾的老蒋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双国籍制，加上朝鲜战争后老毛在东南亚的巨大号召力，东南亚的传统华人们对身份问题似乎没有多少困扰。1976年黎笋成为统一后的越共总书记，开始实施他的“大印支联邦”计划，并在越南大规模排华。邓小平在决定教训越南的同时，于1978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的对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br>
随着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1980年南洋大学的关闭，马共和泰共在中国电台的停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全面退出。没有了心理依靠的南洋的传统华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除少量移居他国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加入所在国国籍。80年代，东南亚华人文学中，很多都描写了他们当时在宣誓归化前后的心理失落感。<br>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企业，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成为投资大陆的先行者。当时最有名的有泰国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兄弟集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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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南洋（十）<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80年代，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衰退，美国的影响自越战后卷土重来。早在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时，基辛格和尼克松就试图和新加坡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李光耀担心会刺激民间反美力量强大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于是提出新加坡应该和澳洲新西兰结盟，然后借美国和澳洲新西兰的盟友关系来建立私下的美新同盟。<br>
同年，在英联邦峰会上，李光耀和澳洲新西兰达成军事同盟共识，决定由澳洲负责培训新加坡陆军。<br>
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李光耀政治生涯的黄金年代。和台湾一样，作为对遏制中国的需要，里根和老布什每次到亚洲，都会亲自或派特使到新加坡向李光耀询问如何应对中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联合公报约束，李光耀成了美国与台湾联系的重要通道，比如军购武器，和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等。1989年，刚接班的李登辉访问新加坡，这是中国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这次访问分别极大提高了两李在各自国内的声望。1993年，在李光耀牵线下，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李光耀的声望达到了顶峰。<br>
在关闭南洋大学时，李光耀承认，他推行的英校教育出来的学生都的确很冷漠，但他又指出，如果英校教育能方便新加坡人养家糊口，那么没有文化也没什么了不起。冷漠，其最明显的特点应该就是指不能了解他人的想法。<br>
李光耀似乎不了解李登辉，或者说，虽然他当时作为两岸的牵线人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两岸的领导人在想什么，也许的确是英校教育不能让人理解文化上的东西。<br>
1994年5月，李登辉访问新加坡，提出让李光耀传话北京，希望加上新加坡成立一个三方平股的船运公司，由新加坡管理两岸的运输船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建议，因为就在同年3月，李登辉在和司马辽太郎的访谈中提到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和“出埃及”，但李光耀显然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很重视这个提议，然后下令吴作栋提出具体方案。同年8月，他在北京向老江提出了李登辉的提议。<br>
反应显然是很冷淡的。按照惯例，两个人谈话时没有用翻译，李用英文，江用中文，因为这样两个人都能听懂。但按李光耀的会议，他只听懂了第一句话，就是“两岸的合作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来遮掩”，以后江的话，他基本上听不懂。他的中文似乎和想象中颇有差距。<br>
但回新后，他看到了李登辉三天前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暗示江泽民不是北京能做主的人，然后他觉得找到了原因。但从那以后，他在两岸间的说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了，但他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br>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事件对于正迅猛发展的东南亚国家是个迎头痛击。在马来西亚，人均GDP下降了一半，退回了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对于南洋华人来说，意味着中国影响力重新进入东南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南亚的极端回教势力开始抬头， 911之后，极端运动一度达到高潮。马来西亚极端的伊斯兰党一度夺取北方几个州的控制权。泰国南部的极端回教势力也开始武装分裂。<br>
1998年，印尼六个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排华暴乱，但中国政府反应很迟钝，一个理由是很多华侨持中华民国护照。暴乱后，印尼华人纷纷抽出资金转移到国外，华人社区也开始有了自我保护意识，自发组织起华人聚居区的武装巡逻。<br>
911之后，美国人的重点转向反恐，新加坡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作用，逐渐减弱，并且，和学识渊博的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比，小布什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听人指手画脚的人，时势易也。但长期的心理惯性，是很难改变的。像李光耀，虽然他承认如果马来半岛还是英国人在殖民，这里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但同时，他却自认是“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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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南洋（十一）<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1965年，新加坡刚建国，正赶上美国的越战，美军的源源不断地订单让新加坡完成了第一次经济腾飞，美国从此也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2000年，马来西亚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br>
2006年10月，中国-东盟峰会在南宁举行，经过15年努力，中国的影响力又重新回到了东南亚。但是，这对于南洋的华人们的感受，和五十年前是截然不同的。<br>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同化，80年以前那样的传统华人已经不多了，多数传统的华人已经习惯于自己是本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以前以中国泱泱大国国民而自豪的感觉，在现实中是很少见了。尤其在印尼，那里的华人们被勒令不允许拥有中文姓名，必须改姓本地姓名，不许学中文。但大多数华人都暗自保留了中文姓名，华文教育，都以家庭方式进行。直到1999年华裔的瓦希德上台，才取消了这个法律，从此印尼华人才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文化。在瓦希德的大力推动下，华文教育开始在印尼复苏，按印尼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中文教师到印尼帮助教学。<br>
而在马来西亚，这二十多年来，传统华人们则顽强的以坚持华文教育的方式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火种。<br>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为一枝独秀，是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具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br>
提到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1993年起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郭全强先生。郭全强是第三代华裔，于1930年出生于马六申昔加末武吉士一个橡胶园里，幼年先后在马六甲培风小学、英华小学就读。抗日战争后，他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直至毕业。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1949年，郭全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转学到湖南大学企业管理系，直到毕业。1956年，父亲郭开基因病在马来西亚逝世。郭全强遵从父亲遗愿，与妻子梁丽明一起申请到马来西亚继承和管理家业，获得马国政府的批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在香港住了一年后，这才返回马来西亚，并永久定居了下来。<br>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于1954年成立，一直致力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1980年以后，马来半岛的华文教育陷入低潮，巫统当局采用种种措施阻挠华校的教育。最有名的事件是1987年政府委派不谙华文者担任华小高职触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较后爆发了“茅草行动”，当权者大举逮捕了百名人士。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学英文的马来华人越来越多，直到93年郭全强任马华董总主席，才扭转了这个势头。他不顾政府的各种刁难和压制，坚持华校的单一华文教育，认为双语教育（数理用英文）不叫华校。如今，马来华人年轻人接受华文教育的已经超过90%。<br>
迄今为止，目前，全国有华小1280多所，在校学生60多万人；华文独立中学60所，在校生６万多人；华文大专院校３所(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学生１万多人。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0000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在马六甲郊区的一所华小，学生来自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土著等近10个种族。今年该 校录取的55名一年级新生中，友族学生占43名，华族学生仅12名。这种友族学生超过华族学生的华小在部分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马华文报纸把这种现象称 为“华小异调”。据报道，在全国各地华校就读的外族学生达7万多人。<br>
同时，在新加坡，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李光耀在九十年代末也开始略微改变对中文的态度，在各种场合呼吁新加坡人要学好华语，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也轰轰烈烈搞了一阵“推广华语运动”。<br>
效果不是很明显，正如郭全强指出的，在新加坡的所谓“双语教育”下，英文仍是唯一教学语言，华文，只是一门课而已。换句话说，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和大陆的英文四六级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加坡学生厌恶中文学习的心态，和大陆很多学生对四六级的痛苦是一样的。<br>
2003年，有个在新加坡开公司的美国人曾在电视上抱怨这种双语制度，说他雇用了个成绩很好，精通双语的新加坡女孩做秘书，但上班第一天，这个女孩接到一个美国电话后就向他求助，表示听不懂电话里的美国口音。后来，女孩又拿着一份中国来的电报来找他，表示无法看懂中文该中文电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美国白人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真正流利的中文。<br>
华人在南洋（十二，完）<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可以看到，南洋的华人们这五十年来变迁，和中国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强大和在南洋的影响力，无不改变着他们的生活。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南洋华人们的生活日渐自信，2006年印尼新国籍法颁布后，很多华人社团已表示要开始组党，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马华公会的领导人，也开始改变他们以前类似海峡华人的心态，开始真正感受马来传统华人的想法。而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们，也开始大力推行华文运动，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马来西亚，常可以看到马来人和印度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新加坡，大部分华文老师都是马来华人。<br>
与传统华人思想在南洋的重新兴起不同，作为海峡华人聚居地的新加坡，似乎还保持着二十多年来良好的优越心理。年轻一代的纯英文生活环境，让李光耀当年担心的英校教育的弱点越来越显著。95年和2000年，李光耀两次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分别记录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他出书的本意，是希望新加坡的年轻人能仔细阅读，从中学习他的奋斗心得，但是，这两册回忆录，在新加坡看得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而他的年轻读者，大多是马来华人或者来新短暂读书或工作的中国人。而他寄予主要期望的新加坡年轻人，大部分根本没有兴趣看。当被问到如果真有李光耀所说的危机来临该怎么办，他们大多会耸耸肩，很不在乎的回答：移民吧。<br>
以廉洁著称的新加坡政府，是按照李光耀心目中的精英治国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大力吸收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来做公务员，以此来保证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内，以李光耀构想的管理巨型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新加坡。但是，这也很容易带来一贯的由于精英们生活的优越安逸而造成的“何不食肉糜”观念。<br>
由于地处赤道，新加坡最大的病人群体是肾炎病人，每年有上万人需要洗肾，为此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民间机构叫新加坡民间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简称NKF，专为援助那些家庭收入低下、却不得不支付高额洗肾费用的肾脏病患者。虽然是民间机构，但其总裁杜莱，吴夫人的密友，是由政府任命。每年NKF都会发动民间募捐活动，每年的电视筹款都大约在五百万新币，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左右。1997年和98年，有人揭发杜莱以公费做头等舱，被他以诽谤罪告上法庭。2004年，有记者到NKF采访，发现他的办公室内有私人浴室，里面有高档马桶和镀金水龙头。在随后的调查发现，杜莱的年薪大约六十万新币，约四十万美元，和美国总统相当，也是该年电视募捐款项的十分之一。这个时候，吴夫人出来发话，觉得这么点工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舆论大哗，四十多万人在网上发言，要抵制以后的NKF募捐活动，杜莱和管理层被迫全体辞职。<br>
2005年，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也许是建国以来唯一不是李光耀的决定，在岛内修建赌场。并由美国金沙集团得标，赌场将于2009年开始营业。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集团CEO，拉斯维加斯博彩业大亨谢尔登埃德森在澳门开业的两年内，资产由70亿美元猛升到约270亿美元。对于政府开赌场的决定，很有意味的是，英校教育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太大反应，而华校毕业的人们大多对此颇有忧虑。<br>
新加坡要往何处去？李光耀之后该怎么办？<br>
在每年一届的位于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市长班”里，一些中国未来的市长们向课堂上的新加坡老师问到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李光耀说过，如果以后有人想改变他定下来的东西，他会从坟墓里跳出来的。”目前，这句话也许是每一个被84岁的李光耀的海峡华人思想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的心理依靠。海峡华人们目前的路似乎还是很平坦，但世界真的能一成不变吗？坟墓里，人真的可以跳出来吗？<br>
不久前的一个新闻，大约可以为南洋海峡华人目前的心理作出一个清晰的注解：2007年4月17日，预计于5月份赴美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由于美国过于专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导致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正逐渐丧失给对手中国。他还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衰退，将会使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受到影响。李显龙表示，根据印度尼西亚官员透露，中国企业三月以低于其他公司的标价，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价值28亿美元的建造燃煤发电厂合约，这显示中国加深与东南亚关系的策略已经奏效。李显龙说，作为亚洲国家，新加坡希望和中国加强区域合作，但这不能是新加坡仅有的关系，新加坡也希望和美国继续维持关系。“我们很多课题上和美国看法一致，我们想做的是确保东南亚继续在美国的雷达萤幕上。”但他认为，理智上布什政府知道东南亚是个有用的伙伴，“但我觉得它（美国政府）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积极”。<br>
（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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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br>
由于时间有限，本人假期也接近尾声，所以只能匆匆结束此文。很多话题也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展开，希望大家见谅。本文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对于南洋华人这个群体的历史变迁，现状以及未来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展望，因为现在看来，很多国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们，对南洋某些国家的认识是颇有偏差的，因此，对这里的某些行为，由于不切实际的期望，产生了某些不必要的反应。<br>
感谢大家对本文的如此关注，其实很久以来都想写点关于南洋华人的东西，因为他们，特别是这里的传统华人们以他们的方式为着中国复兴做着自己的贡献。如今中国在海外的移民越来越多，如何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随着东南亚日益成为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他们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br>
本文强调了南洋两种主要华人不同的历史变迁，很显然，他们生活的变化，一是和中国实力的变化息息相关，另一个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坚持与否而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个人觉得艇长的评论最为独到，为此特别摘录如下：<br>
“关于南洋华人的争论，让我想到明清之争。其实两场争论，都涉及一个误区，就是人的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其实是可以分裂的。认同自己是华人/汉族的，也可以忠于某个外国。不仅新加坡人如此，大马赵的公民忠诚应该也是属于马来西亚的。感觉有些把新加坡当作华人之光所以说不得碰不得的朋友，在国家认同上也是更倾向于新加坡。<br>
不认为自己是汉族的，也可以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大马赵念念不忘的大明，也是多民族共同体。太祖成祖手下连蒙古官员和军队都有。今后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没有大量华人以外的效忠者，中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可能达到强权的目标。<br>
---------潜水艇那么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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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评论：<br>
&nbsp;本文的后记和帖子不一致，帖子正说明文化中国建设之必要，“文化立国”同“科技立国”同样重要，明清汉服之争意义本来就在于此。<br>
&nbsp;以前共产主义旗帜要插遍全球，社会主义中国当然有影响力，今天谁还会输出革命？今天是输出文化，是文明冲突之后融合的时代。<br>
&nbsp; 自己没有文化跟着西方跑，谁会跟着你，如何成为中心？中国不当，韩国人就来抢。<br>
&nbsp; 别管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软势力的扩张就是文化的扩张。<br>
&nbsp; 重新发现“文明中国”正是从重新发现明朝开始的。<br>
&nbsp; 某些人愚蠢在于他们以为：明清之争汉服争论是排斥少数民族。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民族，根本不管血缘，古人也没有多民族之说，信仰了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今后也应该如此。<br>
&nbsp;&nbsp; 自由派早已堕落了，媚洋、媚俗。从张艺谋一系列作品，从北大学者欢呼章子怡的声浪中不难得此结论。<br>
反对中华文明复兴的最大对手不是满遗而是“自由派西化势力”，他们往往狡猾地利用满遗视角站在“少数民族角度”发言。<br></strong> ]]></description>
		<eb:creationDate>2009-03-19 10:30:08</eb:creationDate>
		<eb:modificationDate></eb:modificationDate>
    </item>
    <item>
		<title><![CDATA[ 华人在南洋(上) ]]></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article/1877.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 冷月孤星剑 （世界军事论坛）<br>
2007.4<br>
&nbsp;<strong>&nbsp; 引：本文叙述南洋华人身份转化的历程，揭示文化立国的意义。</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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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军坛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话题好像很热。但似乎这里没有多少人对东南亚的华人情况有多少了解，所以趁这几天难得的空闲，简单写点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然很多人和大马赵总是鸡同鸭讲，不会有交集。如果本文能让各位对东南亚的华人的现状和心理有一定的了解，以后对这里发生的事就不会很奇怪，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行为也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期望了。我想老毛比他同时代的人都伟大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能了解中国农民的心理，也能了解他的对手的心理。同样如果大家不能了解东南亚华人的心理，就会连大马赵这样还算爱中国的人都无法交流。<br>
由于时间有限，很多资料仅凭记忆，难免错误，欢迎拍砖。<br>
华人在海外最大，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印尼两亿人口，约一千万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约六百万华人；泰国六千五百万人，约九百万华人；新加坡三百万多人，华人占90%；菲律宾9千万人，华人大约一百万，不过1%，但有华人血统的要占大约20%。<br>
东南亚华人，给全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如，在马来西亚，70％的中小企业被华人拥有，其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我一个好朋友的家族就占有全马摩托车市场的一半。中国改革开放78年开始，第一个5年到10年，事实上最大的投资者就是东南亚华人。<br>
自从万隆会议，周恩来取消了中国的双重国籍政策，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地的华人开始积极融入本国社会，特别是泰国和菲律宾，传统意义上的华人已经很少，从姓名和语言上，中国人已经分辨不出谁是华人，不过，本地人对那个家族有华人血统，都一清二楚。人们都知道菲律宾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的他信是华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但这些华人，已经和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仅仅只是血统上是华人而已了。在东南亚，真正能以一个大族群的规模保持华人传统的，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br>
有人曾把这三地的华人分为两种：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前者一般说中文，谈到中国很亲切，甚至自称中国人，以陈嘉庚为代表。后者一般说英文，看海峡时报(英文)，亲西方，甚至以自己的华人面孔为耻，以李光耀为代表。南洋华人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变迁，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两种华人的变迁史。<br>
说到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的分别，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南洋大学。这所大学的兴衰史，也就是南洋传统华人的兴衰史。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这所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办人，还有这所大学的精神肃然起敬。<br>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叫陈六使，1950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他是陈嘉庚的族侄，1916年在福建小学还没毕业就来到新加坡。1953年，陈六使捐助五百万元，倡办南洋大学。并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捐献了五百二十三英亩在新加坡的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此后，连瀛洲宣布献捐廿五万元。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以他本人及故弟胡文豹名义捐建双连学生宿舍一座。马来西亚的李光前赞助1953-1957五年总捐助十份之一(此数超 过一千万元)，鼓励社会人士参加献捐运动。槟城林连登捐出五十万元，建筑南洋大学图书馆(行政楼)。陆运涛献捐南大理学院全部建筑费(约卅万元) 。<br>
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商界，学界，出租汽车司机，三轮车夫，小贩，吧女和理发师，都先后参加乐捐，义驶，义踏，义卖，义演等活动，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呼声。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自己没有机会读书，但都希望能进点微薄之力，让自己的后代有机会进一所华人自己的大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他们的心里，只有中国才是自己的国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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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南洋（二）<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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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想法和海峡华人以及殖民当局是格格不入的。所谓海峡华人，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关于中国的概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在当时是英国。这种区别的来源也是很简单的：传统华人，大都是靠自己奋斗，创业，或富甲一方，或安居乐业。而海峡华人，则是靠给西方人做买办，或者打工，靠西方人吃饭。所以英文比中文说的好，甚至不会说中文，比李光耀。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一个英国议员曾经说，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他见过的最英国的人。而李光耀本人，几年前被英国政府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他很感慨地说那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他说在他的年代，是以做英国人为荣，虽然到他儿子的年代要开始接受美国教育，以美国为荣。<br>
所以，1956年南洋大学开课后，新加坡当局一直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也不承认南洋大学，认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学环境不能被认可。1963年，李光耀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一直到1968年，新加坡政府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但一直对南洋大学的中国化教育如鲠在喉，到了1980年，南洋大学被政府宣布停办，从此，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南洋大学建校25年，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这些人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精英，他们和中国人在一起，可能没有人能看出差别。如今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原南洋大学校址上建立了一个技术学校，叫南阳理工学院，1991年更名为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几年前，该校的新校长想借用南洋大学的名望和现在在世界各地已经身居高位的南洋校友的资源，提出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南洋校友的反对，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南洋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和南洋理工大学现在的英文环境风马流不相及。的确，现在的所谓南洋理工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政府办的英文大学，和当年纯粹由民间华人从亿万富翁到小贩舞女们齐心合办的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南洋大学是根本不能比的。<br>
南洋大学的停办，也意味着在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失败。李光耀上台后，很多有影响力的传统华人被赶出了新加坡，他们大多到了马来西亚，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到了美国。从1980年开始，海峡华人的思想开始在新加坡占了上风，到了今天，传统华人的思想在新加坡基本灭绝了。1980年前，新加坡80%以上的家庭平时的家庭语言是中文，而现在，70%以上的家庭使用英文。80年以后，新加坡的学校就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中文，只是被当作一门外语来学。很显然，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加坡人，很多国人试图想和他们找到中华文化的相通之处的话，结果显然就是自讨没趣。在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心目中，Chinese只是他们提到自己的肤色或种族的一个名词而已，和中国，汉族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br>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迁，这和新加坡政府推行的英文教育有直接关系。80年以后，新加坡就没有用华文授课的学校，这样过了一代人，李光耀终于成功了。如今在新加坡，能流利说中文，喜欢中国的，大都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这些人，大都因为英文不好，无法找到很好的工作，只有开出租或自己做小生意，现在已经是快被遗忘的角色了。<br>
李光耀推行英文教育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去中国化，二是推行英文环境，吸引西方投资。这两点他做的非常成功。在南洋大学的年代，南洋的学生给了李光耀很大的麻烦，他们基本上以北京为自己的方向，对政府跟着西方走的行为很不耻，并且南洋大学有非常独立的学术精神（当然是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出发点），加上他们在新马华人中的号召力，所以，被以铁腕著称的李光耀关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李光耀成功吸引到的西方投资，也客观上形成了英文的强势环境，那些华校生由于中文没有英校生好，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也进一步加速了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势衰。<br>
但是，英文环境的强势，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英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华校生有人情味，讲团结，和自信。因为，英文授课的老师，对学生只能限于语言的交流而已，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传承，甚至连语言中那种很微妙意思的表达也很难学会。要知道，各种语言的精华，除了词语里的历史文化含量，还在于各种言外之意的表达。而这些，是新加坡的学校里现在无法学到的。而在华校里，老师用中文讲述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五千年的历史，而这些，才是世界各地传统华人的自信根源。虽然英文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缺乏李光耀希望的那种自信和团结精神，但目前这似乎还没有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毕业后工作的环境，不是西方公司，就是新加坡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公司，在这些地方，不需要他们有多少创造力，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只要李光耀在，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新加坡人要走的路，他都安排好了。但问题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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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南洋（三）<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客观的说，李光耀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尼克松曾说李光耀是他见过的最有能力的领袖之一。这句话绝非虚言。他不单一手创立了新加坡，还创立了东南亚华人，也许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点，也许国人没有几个能了解。<br>
1974年，李光耀创立了淡马锡控股公司，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曾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但事实远不止此。<br>
1， 新加坡电信是马来西亚电信的大股东，也控股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公司Optus。三年前和李嘉诚的老二李泽楷竞争香港电信，在中国政府干预下失败。<br>
2， 新加坡航空的服务世界排名第一，同时控股新西兰航空公司。<br>
3， 新加坡港务局集装箱年吞吐量2006年达到22百万，连续十年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可以对比的是八年前它的吞吐量是一千五百万，而当时排名第三的高雄，只有六百万。<br>
4， 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最大的银行之一，控股印度的ICICI银行。可以对比的是，外界认为的新加坡首富黄庆昌的大华银行，两年前也差点被星展银行收购。<br>
5， 吉宝集团，其旗下吉宝船厂，占有有世界近海船台市场的80%。而旗下的吉宝置业，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之一。<br>
6， 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晶元制造厂商，从成立之初就开始赔钱，只有2006年才微有盈利，2007年可能还要赔钱，但该厂从不裁人，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投钱。李光耀坚持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它能跟踪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工艺就行。目前，它的半导体加工工艺号称只落后英特尔半年。李光耀的这一思想和眼光，比从刘少奇到****等人要高明地多。<br>
这些公司，都是李光耀一手创立的。<br>
2003年，淡马锡控股回报率达46%。2004年，其总资产达到900亿美元，和GE相当。可以对比的是，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五国中华人银行及其他金融公司的资产数约为500亿美元，（计有：泰国的以盘谷银行的陈弼臣、泰华农民银行的伍班超、大城银行的李木川、京华银行的郑午楼等四大金融集团为中心的11家华资银行，其分支机构超过了 1000家，是实力最强的海外华人金融集团。印度尼西亚林绍良的沙林集团和李文正的力宝集团所合办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资本4130亿盾；李文明、李文 光的泛印集团，拥有资本3279亿盾。新加坡以郭芳枫、郭令灿的丰隆集团和李成义集团为代表的13家华人银行，其国外分行达84个，其中李成义集团的华侨 银行资产额达28．4亿美元。菲律宾的13家华资银行，其分行超过300家，资产总额为49238百万比索。以及马来西亚的李光前、李成伟的南益集团，黄庆昌的大华银行集团等等。其中陈弼臣、林绍良、李成义、郭芳枫，郭令灿等金融集团的资产数都超过10亿美元。）<br>
2002年李显龙之妻何晶被任命为淡马锡控股公司CEO，李光耀则专任自己1981年建立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简称GIC)的董事长。GIC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约1730亿新元），它的投资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2000多间上市及未上市公司。其中北美占50％、欧洲占25％，东亚及东南亚占25％。GIC于1995年即进入中国大陆，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发起股东之一。在台湾，GIC也是其QFII（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史上最大的投资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月，GIC购得台湾《蘋果日報》主要股份。<br>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新加坡建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初加工中心，运往远东的石油，都要在这里初加工后再运往目的地。<br>
所以，新加坡人的生活环境，在李光耀的安排下，还是很优越的，至少工作机会非常充足：新加坡现有公民和绿卡约330万人，另外还有约120万外来打工者。而在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一样，只要有点学历有份工作，买房养车养小孩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在前两个消费上，政府都会刮走一大笔油水。<br>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光耀个人的成就，要远远超出香港以李嘉诚为首的所有香港精英。香港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富裕，大半是靠当中国的窗口挣的代理费和贸易费，而香港的大半富豪，都是靠香港的房地产发财，其结果除了造就几个富豪之外，绝大多数香港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生活变得压力重重，只能蜗居在鸽笼大的房子里当房奴。很讽刺的是，现在香港人的就业，有近一半是靠大陆来的中资公司提供。客观的说，香港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只不过大多数香港人还看不到这一点，还在很无知的为很虚无缥缈的所谓投票权愤愤不平。本来，香港可以借港币作为人民币窗口的特殊作用向金融中心发展，但对着一半还有身份认同危机的香港人，北京政府可能会很无奈地丢掉这个想法，看看李泽楷父子在香港电信的买卖上的表现就明白了。李嘉诚应该可以算传统华人，而从小在美国读书的李泽楷，已经是海峡华人了。<br>
但是，新加坡的致命弱点，也在于李光耀。正如诸葛亮一手缔造了蜀国，却后继乏人一样，新加坡的危机，就在于，李光耀之后怎么办？<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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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媒体常提到李光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退而不休”，而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只是感慨其工作的热情而已，可能很少人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br>
1990年，李光耀决定让出总理一职，让位给一个接班人，自己则任了个新职务叫“资政”。在国人和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个顾问之类的头衔，和台北的“总统府国策顾问”差不多。当时他挑选的接班人叫陈庆炎，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此人的性格很像李光耀，性格很强悍，当时李光耀的大多数手下：国会议员和部长们，都不喜欢此人。在投票时，大多数人都投给了性格随和，人缘很好的吴作栋。李光耀对投票结果很不满意，于是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李只好让吴作栋来做总理。而吴作栋刚上任时，很不能上台面，在镜头面前很不自然，也不会讲话。于是李找人专门对他做了三个月的礼仪培训，然后吴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风度翩翩，举止得体。对此，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新加坡老人评论说：世界上什么行业都难做，只有新加坡的总理最好当。<br>
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02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吴不需要担心任何事，因为要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有一个人帮他决定了，他只需要在台上表演一下而已。另一个意思是，吴只是新加坡版的严家淦，蒋经国翅膀硬了，他就该下来了。2004年八月，在所有人的意料中，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br>
2005年7月，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淡马锡控股旗下的新加坡航空的飞行员协会因为不满管理层对其工资的削减，决定罢工。其时，李光耀已经专任GIC的董事长，专门负责海外的资产。儿媳何晶是淡马锡的CEO，李显龙任总理已有一年，而其之前长期担任部长的财政部，是淡马锡控股100%的控股股东。<br>
之所以要强调这些关系，是因为在飞行员协会威胁罢工之时，发生了外界很疑惑但对新加坡人很正常的事：李光耀跳出来发表强硬讲话。他很简单的告诉那些飞行员：所有和政府对抗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br>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这件事也说明了一点，非典期间吴的言论，李显龙就职前对台湾的访问，其实他们都是只是奉命行事。<br>
对比一下小说教父里的表现，教父的老三麦克在接任教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对手下布置任务，老教父也列席，但一言不发。会后他的两个老部下找到他，说对麦克的决定有意见。老教父的回答是：那是新教父麦克的决定，所有人包括他本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br>
由此看来，李光耀在接班问题上，似乎要走诸葛亮的老路。而新加坡人，这个他一手教育培养出来的东南亚海峡华人群体，可以在他之后安全平稳地按照他的安排的方向走下去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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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南洋（五）<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新加坡，或者说李光耀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与他个人的能力分不开，但是，也离不开五十年来国际大环境的变迁影响。<br>
二战以后，日本虽然在广场协定后为了排除巨大的经济泡沫，在东南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日本除了和新加坡得到了一点类似经济盟友的关系之外，并没有在东南亚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用亨廷顿的话讲，东南亚国家大都对日本是经济上有钱就拿，政治上并没有当回事。影响东南亚和东南亚华人的，始终只有两个巨人的影子，那就是美国和中国。<br>
1949年以前，海峡华人在东南亚的华人中基本没什么影响，绝大多数华人都追随陈嘉庚。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 还妄想征服世界。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我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br>
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一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献。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 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干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 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 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而很多南洋华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中最有名的，是共和国上将叶飞，菲律宾华侨。<br>
抗日战争后到1949年，南洋的传统华人们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大多数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只要认中国就行了，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懂得最多的，除了中华民族大义，就是经商，他们普遍对政治一窍不通。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一个是李光耀的对手。<br>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洋的传统华人们还很惶惑，但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让他们非常振奋：短短的五年，中国就从一个被小日本随便欺负的弱国，变成了能打败头号强国美国的东方大国。GCD的号召力在东南亚华人中也越来越大。1957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和新加坡GCD结盟，1959年，PAP-GCD联盟在立法会选举中则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李光耀就任（马来亚联邦属）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联盟分裂，PAP一度在议会中只比GCD多出一席。李光耀及时取得马来西亚执政的马来首相东姑的支持，加上新加坡GCD错误地盲目发动街头游行和暴动，让李光耀以反对暴力为借口，将GCD三个主要领袖投入监狱，从而赢得了1963年大选。<br>
1965年，新加坡GCD响应中GCD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GCD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了一些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1965年，印尼将军苏哈托在CIA支持下发动政变，并且发动排华运动。<br>
从此东南亚GCD走向衰亡，马共总书记陈平只能呆在湖南当电台主持人。<br>
1965年8月，新加坡建国。李光耀虽然取得了对新加坡GCD的绝对胜利，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他的执政在1980年以前，一直要面对一个人的巨大身影，这就是毛泽东。<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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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南洋（六）<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的鼓舞是无比巨大的。鸦片战争以来，海外的华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深受鼓舞的陈嘉庚也回到了厦门，拿出了全部家产一千万元（有人估算过按当时的金价到现在价值一亿美元），从此呆在国内专心办学，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所集美学校（现全部合并为厦门集美大学，取集美这个名字是纪念他的家乡福建集美乡，陈六使也是集美人）。1953年陈六使在中华总商会会议上提出创办南洋大学，从此南洋大学成为南洋华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认同新中国的重要纽带。1959年PAP-GCD联盟取得新加坡自治领首届大选胜利，当时讨论国旗方案，有人提出国旗上一定要和中国一样，有五颗星和红色，这个提案得到了传统华人的一致同意。于是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新加坡国旗。<br>
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李光耀于是下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该禁令下达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br>
1976年5月，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并受到老毛短暂的接见。在去之前，所有人对见到老毛时的描述都是“敬畏”，基辛格甚至有和他女儿见到偶像一样被电击的眩晕。而李光耀的心情更为复杂，因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对手，GCD和南洋大学所代表的南洋传统华人们，都是这个巨人的追随者，他实际上只是在和这个巨人的影子在战斗。而在这个巨人眼里，他显然是很微不足道的。<br>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详细描写了那次会见时从车到中南海一直到十五分钟会面结束的每一个细节。这充分说明了他当时心情的紧张。不过，那次会见的结果，让李光耀是有些解脱的。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个让基辛格们触电的神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接近老年痴呆的垂暮老人。而且他见到的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看上去也不怎么样，这样，在他从政治之初头上一直压着的中国神像，也开始被打破了。<br>
另一个让李光耀开始有心理优势的原因是他在南洋传统华人的圣地北京，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经济。而新加坡建国伊始，就赶上越战，和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中由于美军的订单得到复苏一样，新加坡也得到了美军订单的大力支持。对此，他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中都特别提到，虽然越战对美国国民来说是不愉快地回忆，但对新加坡这样的美国反共前哨来说，意味着经济的腾飞。<br>
从北京回来后，开始在心理上有自信的李光耀下令取消了71年的禁令。<br>
1978年11月，急于打破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压力而决定和美国结盟教训越南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在与邓小平会面后李光耀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因为他发现自己提出的结束东南亚GCD活动的提议被邓小平无条件接受，并且，在对东南亚问题上，邓小平很意外的向李光耀询问中国该怎么办。他很惊讶地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与其影子搏斗的那个巨人，东南亚那些传统华人的精神支柱，居然有一天能很谦逊的低头向他请教。<br>
1980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奉命在湖南停止了对南洋的广播。完全摆脱了中国阴影的李光耀下令结束南洋大学，这一年也是传统华人势力在新加坡消亡的标志，从此，在新加坡的传统华人，在政治上敢组反对党和政府对抗的，都被从经济上压制（比如公司无法营业），直到自动离开新加坡。剩下的，也只能远离政治，专心经商，或打工养家糊口。<br>
而李光耀推行英校，取消华校教育的政策也从此畅通无阻。1980年后开始接受教育的所有新加坡人，也从此彻底和中国文化绝缘，加上80年后急于在经济上寻找任何良药的中国领导人对李光耀的谦逊态度，使得以前对中国无形巨大的压力突然转变为俯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李光耀及其教育下的海峡华人们开始习惯在中国面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很自然的变成了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以中国文化为尊的传统华人的俯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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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南洋（七）<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地被中国南海分开，东马分为沙巴和沙捞越州，和文莱（在两州之间）以及印尼部分领土位于加利曼丹岛，东马的华人不多，主要集中在沙捞越，西马的华人占大多数，五十年前均匀分布在西马（马来半岛）从北部槟城到南部新山的西海岸沿线。<br>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关系，类似广东和香港，半岛南端的新山市和新加坡有一条长堤相连，可以类比深圳和香港。<br>
四十年前，新马还没分家的时候，在马来亚华人不是少数民族，华人和马来人都占人口的大约37%，当时马来亚总共约一千万人。当时很多马来人也支持李光耀，如果新马不分家，李光耀很可能就是马来亚的总理，而不是现在执政的巫统。分家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就变成了25%多一点，经过四十多年来马来人的生育， 马来人口已经超过半数，可以在每个州都能占有绝对的选举优势。除了槟城，那是个和新加坡差不多大的岛，岛上90%都是华人，所以一直都是华人执政。其他地方的华人，和新加坡的传统华人一样，也都是政治盲，根本不是巫统以马哈蒂尔为首的马来政客的对手。华人虽然在全国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基本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政党，最大的华人政党叫马华公会，但其领导人普遍被认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在巫统和马来反对党伊斯兰党之间寻求平衡。<br>
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华人一样，吃苦耐劳的经商能力令人尊敬。我有个好朋友的爷爷从一个鞋匠开始，最后成了全马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我曾经应一个好朋友的邀请到他的位于一个北部州的家里做客，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极端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在那里，全州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当我们走在州府的大街上，街上很少华人面孔，但是他指着那些街道告诉我：这里的所有生意，老板都是华人。<br>
在五十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是属于一些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马来人掌权后，规定马来西亚的所有土地都属于马来人，华人不可以拥有土地。并开始强制低价收购华人当时的地产。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利用来谋生。文化上，巫统政府又规定国立学校从小学开始，都必须用马来文或者英文授课。而华人的对策是自己出资，建立华小，坚持中文授课。<br>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压制，华小办的非常成功，甚至有比较富裕的马来人家庭也送自己的孩子上华小，接受正统的中文教育。所以一个中国人遇到马来华人的时候，其感觉和山东人在海外遇到山西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些马来华人朋友，他们的妻子就曾很自然的指着我教育他们十几岁的孩子：你们和他一样，都是中国人，知道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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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南洋（八）<br>
冷月孤星剑<br>
2007.4<br>
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大约有三千多万，其中一千多万在印尼。印尼号称千岛之国，不过，主要人口聚居在几个大岛上，其中三个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成倒品字形包围着马来半岛。印尼华人聚居最多的首都雅加达，位于南部的爪哇岛。<br>
加利曼丹岛有一个中国熟悉的名字，婆罗州。从郑和下西洋的之前一千年的南北朝开始就和中国来往。鸦片战争之前，那里的华人就有约15万，以金矿为生。可能很少有国人知道，两百年前，潮州人罗方伯，在婆罗州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而从明万历年开始，婆罗州和爪哇岛一直都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在那里建国当国王。<br>
谈到印尼，国人首先想到的是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排华运动，那一年，印尼GCD被镇压，数十万华人党员和华人左派分子被杀害。还有就是98年在雅加达等六个城市的排华事件。<br>
不过，印尼由于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基本是只有一艘军舰的印尼政府管不到的。在这些地方，华人由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叫瓦希德。很多那里的华人就说，他们走遍全世界，发现还只有印尼最适合居住。<br>
但是，那些在大岛上的大城市里居住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每当一些本地政客需要转嫁矛盾时，他们就成为牺牲品。98年排华事件后，很多华人将资本外移，据估计98年后半年移出的资金就有约800亿美元。资金虽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业还在印尼，于是很多人选择安家在新加坡，个人还是每周飞回印尼打点生意。不过，李光耀虽然在98年后很大度的宣称希望新加坡成为印尼华人的避风港。但对于来新安家的印尼华人，李的开价是现金一百万新元（约70万美元）一张绿卡，年龄不论。注意，这笔钱不是投资，而是门票。<br>
其实，印尼华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国籍问题。印尼羽毛球皇后王莲香在1992年夺取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但当时的颁奖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她根本没有印尼国籍。按照54年周恩来取消的双重国籍而中华民国一直保留双重国籍来看，当时的王莲香，严格论起来，也许应该算中国人，那枚金牌应该算在中华台北名下。2002年30岁的叶城万也有这个问题。<br>
1954年之前，刚刚独立的印尼政府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外侨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内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明保留原籍，则自动转为印尼国民。1954年中国颁布单一国籍法之后，一直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印尼华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没有祖国的弃儿。<br>
1958年，印尼政府根据第62号总统令制定了印尼国籍法，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执有 “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而在随后印尼的“排华”高潮中，印尼政府将该法演变成了专门针对华裔的“紧箍咒”，特别将华裔公民列为“非原住民”， 要求华人必须拥有国籍证，且在办理各种证件或手续甚至子女入学时都必须出示国籍证，并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而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数十年来，此规定不仅使印尼华裔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胜其扰，许多印尼政府部门在办理公务时都以此规定对华裔进行刁难，大肆敲诈钱财。<br>
2004年5月，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纪念1998年5月暴乱的祈祷会上首次就华裔是否仍需要拥有印尼国籍证问题公开表态，重申印尼华裔公民无须拥有印尼国籍证。但直到2006年7月，才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新《国籍法》。该法摒除了对“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区别对待。东南亚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包括华族在内的印尼少数族群不会在国籍问题上受到种族歧视，“今后他们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样，都被当成印尼人”。<br> ]]></description>
		<eb:creationDate>2009-03-19 10:28:45</eb:creatio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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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CDATA[ 饥荒连年，死者枕藉，人相食的“康乾盛世”zt ]]></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article/721.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 <BR>饥荒连年，死者枕藉，人相食的“康乾盛世”zt&nbsp; <br />&nbsp;　<BR>&nbsp;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锺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nbsp;&nbsp; <BR>　　雍正元年夏，通州饥。秋，嘉兴饥。二年春，蒲台大饥。夏，乐清、金华、嵊县饥。冬，英山饥。三年夏，顺德、胶州饥。冬，惠来饥。四年春，嘉应州饥。秋，澄阳江饥。五年冬，江陵、崇阳饥。七年，寿州饥。八年夏，肥城、武城饥。冬，铜陵大饥。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莒州、范县、黄县、招远、文登饥。夏，章丘、邹平大饥。冬，济南大饥。十年，崇明、海宁饥。十一年冬，上海、嘉兴饥。十二年秋，武进大饥。十三年秋，庆远府属大饥。冬，垣曲饥。&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br />&nbsp;&nbsp; <br />　　乾隆元年夏，海阳饥。三年秋，平阳饥。四年春，葭州饥。夏，砀山饥。五年，巩昌、秦州、庆阳等处饥。六年，甘肃陇右诸州县大饥。七年春，山阳饥。夏，宜都饥。秋，亳州饥。八年春，南昌、饶州、广信、抚州、瑞州、袁州、赣州各府大饥。夏，天津、深州二十八州县饥。九年，高邑大饥。十年，正定、赞皇、无极、★城、元氏等县饥。十一年春，沾化饥。夏，庆云、宁津饥。十二年，曹州、博山、高苑、昌乐、安丘、诸城、临朐饥。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夏，南昌、广信饥。冬，建德饥。十七年春，全州饥。夏，同官、洵阳、白河饥。冬，房县饥。十八年春，庆元饥。秋，郧县饥。十九年，罗田饥。二十年，溧水、通州饥。二十一年春，青浦、东流、湖州、石门、金华饥。夏，沂州、武城饥。冬，济南府饥。二十二年夏，博白饥。秋，掖县饥。二十三年春，翁源、苍梧饥。夏，日照饥。二十四年秋，陇右诸州县大饥。二十五年，平定、潞安、长子、长治、和顺、天门饥。二十六年，江夏、随州、枝江饥。二十七年春，济南饥。夏，枣强、庆云饥。二十八年夏，永年、永昌大饥。&nbsp; <br />&nbsp;<BR>满清入关后，取消三响但是，火耗却是另加的。顾炎武对这场灾难这样写：<br />今来关中，……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财村民皆出，谓之人市。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br />“答徐甥公肃书”写道：“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山西 汾州米价，每石二两八钱，大同至五两外。”结果“人多相食。”<BR>清初唐甄 这样描绘在康熙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br />　　“ <br />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br />　　” <br />　　这是哪门子的狗屁盛世？ <br />　　 <br />　　再看看乾隆朝 <br />　　 <br />　　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br />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br />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br />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br />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BR>&nbsp;<BR><br />　　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说当时的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BR>“清初上海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br />　　　　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朝，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br />　　明朝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清朝变成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下降十倍不止，这样生产经济空前倒退，居然还吹嘘成盛世，是不是应该需要一点脸皮<br /> ]]></description>
		<eb:creationDate>2007-07-05 09:24:09</eb:creatio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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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 马戎教授：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article/720.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 <BR>马戎教授：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BR>&nbsp;<br />&nbsp; 今天不巧读到马戎教授关于民族问题的见解，很有价值，可知关于民族问题，官方学者和草民网友“英雄所见略同”，值得大家研究。这篇文章转载十天后，移到<a href="http://blog.tom.com/blog/index.php">http://blog.tom.com/blog/index.php</a> username=yidaoshandian <BR><br /><strong>网友对马教授讲座总结：<br /></strong>马戎（民族学三极之一）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所长&nbsp;&nbsp;&nbsp; 社会学系 主任&nbsp;&nbsp; 博士生导师&nbsp; 中国优生科学协&nbsp;&nbsp; 会（理事）&nbsp;&nbsp; <br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br />07年演讲观点如下： <br />&nbsp;&nbsp; 一 关于民族优惠政策&nbsp; 马教授持反对意见。理由如下。第一： 享受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点，是因为你是中华人们共和国的公民，是因为你在经济，生活上有困难，而不是因为你的种族有多高贵。 这一理念我们要区分清楚。第二 民族优惠政策造成大量汉族和少&nbsp; 数&nbsp; 民族的混血儿一律填报少&nbsp; 数&nbsp; 民族，汉族人口直线下滑，主体民族缺失，对国家之稳定不利。 <br />二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马教授认为它以不合时代，有造成区域独 立的危险，应予以取消。 <br />三 关于少&nbsp; 数&nbsp; 民族这一称呼&nbsp; 马教授认为称呼少&nbsp; 数&nbsp; 民族 ，和人为制造大量民族只会强化少&nbsp; 数&nbsp; 民族的自我认同，无利于稳定。应该改称为少数族群。 <br />四 关于实地调研 马教授在内蒙古调研，当访问蒙古人时，他们怀着民族自豪感说：“我们这里最穷的就是汉人”。 <br />马教授无愧我汉家之学术精英 ，曾多次上书国务院要求修改民族政策，非常可惜没有引起重视。（马教授亲口说） <br />&nbsp; <br /><strong>马教授讲演部分正文：<br /></strong>1 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nbsp; <br />&nbsp;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br />　　马戎 <br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br />　　 <br />　　 <br />　　前言 <br />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社会经济制度经历了重大结构变化，社会权力、财富分配机制发生了重大调整，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转变，“冷战”两阵营的对峙随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不复存在，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中国对外的文化交往与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外部政治与宗教势力对国内的影响也明显增加。 在这样一个社会变迁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民族关系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出现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这给我国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提出新的研究命题。近二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也使我国学者得以接触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这使我们在民族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经验事实的横向比较方面都大大拓宽了眼界。 <br />　　 近几年我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些话题：现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出现了哪些新现象和新问题？对于哪些问题我国现有民族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地加以解释？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时应当吸收哪些具有新意的研究视角？有哪些是能够做出新成果的研究选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我们当前最需要去做的是哪些基础性的调查工作？我们的民族关系研究可以在哪些领域里与当代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br />　　为了使我国的民族研究能够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在讨论民族研究的选题与思路之前，有几点是值得特别予以关注。 <br />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对比其他社会科学的其他及格主要学科，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大致仍然停留在50-60年代的传统。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基本理论来自“经典著作”和传统教科书，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调查研究，对世界其他各国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不过及时。 <br />　　 其次，“学科的彼此隔绝”，一定程度上仍然把民族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发展与研究工作割裂开来，民族院校的独立体系在制度上为这一学科“封闭”创造了条件。今天的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已不再是地区性的、以意识形态分野的、以文明体系为基础的局部性知识，而逐渐演变为世界性、跨国界、跨文化的知识体系。&nbsp; <br />　　一、 一个基本命题：“群体认同意识的产生、演变与分层结构” <br />　　 无论我们讨论的群体单元是种族、民族、族群、部落还是地缘社区，都存在着人们的群体意识如何产生以及群体边界如何划定这些基础性问题 。我们研究民族与族群，需要对相关群体的抽象群体意识进行系统的分析，理解其内在的规律性。在一个多层级的群体认同体系中，在分析一些国家的“民族-构建”的特点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在人们认同体系中由于外在原因（非自然产生）出现的、多由政治势力主导而“构建”的身份认同。&nbsp; <br />　　在今天各国内部民族关系的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们最核心的认同群体是“国家”还是自己所属于的“族群/民族” ？是否把自己“族群”身份的重要性放在“国家公民”属性之上？ 研究民族问题，就是要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会选择前者；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会选择后者。人们在思考群体认同时，在理智和感情两者之间如何协调，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如何权衡，领袖人物的个人权力考虑和广大民众之间的根本利益之间如何权衡 。 <br />　　近代的群体意识体系的发展与传播：“民族”（Nation）的产生与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在17-18世纪的欧洲，在原封建帝国体系中出现了以公民权和公民联合体为理论基础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运动，在原帝国的版图内产生了一批“民族-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群体认同 。中国有自己传统的族群观念，西方的这些观念是如何“嫁接”进中国社会的？在讨论中“民族”、“国族”、“种族”等词汇是如何定义的？在使用时是如何选择的？系统的剖析清末民初的这些思想与文化大讨论，是我们理解历史、理解近代与现代中国的重要途径。&nbsp; <br />　　与此同时，源自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从1921年建党后经历了哪些变化？影响并导致这些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都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研究选题。现代“民族”、“民族主义”概念演变的研究集中于近代的世界与中国的特定群体范畴的研究。&nbsp; <br />　　 <br />&nbsp;<br />&nbsp;<br />2 回复：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nbsp; <br />&nbsp;二、 三个研究视角 <br />　　1．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 <br />　　 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要求原来在多民族王国统治下的各民族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把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上升为政治差异，要求以民族为单元建立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是以各族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把本国民族问题“政治化”的社会运动。&nbsp; <br />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一个“天下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差别被视做“文化水平的差异”，发展出“文化主义”的族群观。&nbsp; <br />　　在美国这样的新兴移民国家中，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种族差异和种族隔离成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各白种人群内部，群体差异仅仅被视为“文化差异”，被视为具有不同传统的“亚文化集团”，族群差异被“文化化”。在20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后，这一思路和关系框架被拓展应用于印地安人、黑人、黄种人，最终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文化化”的种族-族群结构。&nbsp; <br />　　 马列主义从创立之时起就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倾向于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一切社会关系。欧洲在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出现和强化的民族/族群“政治化”的思路，也影响到马列主义创始人，他们强调各个民族的平等政治权利和“民族自治”。民族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了，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把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角度与欧洲资产阶级把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角度是不同的。 <br />　　 前苏联的民族问题政治化表现为：把各族看作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整体，通过“民族识别”运动把民族群体确定下来，民族成员身份成为法定身份，为各民族设立一定的“领土”和相应的行政建制，使各民族成为国家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民族院”），拥有区域自治的政治权力，拥有处理区内各项事务的行政权力。公民权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反而没有“民族成分”更加重要。 <br />　　我国基本上承袭了这一套“民族政治化”的做法。但是看到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教训，看到美国在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方面的相对比较成功的经验，中国学者应该对自50年代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反思。&nbsp; <br />&nbsp;<br />&nbsp; <br />3 回复：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nbsp; <br />&nbsp;2． “部族国家”与“公民国家” <br />　　 部族国家：把宗教、族群（ethnicity）和政治制度混同为一个单一原则和属性，因此，它是一种与平等权利不相容的、甚至不能容忍少数群体（minorities）存在的高度排他性的制度。&nbsp; <br />　　 公民国家：是自由公民的联合体，在同一地域里居住的所有具备资格的居民，不论其出身、宗教、族群或文化背景如何，都是国家中平等的成员。 <br />　　 “公民国家建立在政治纽带之上，并且诉诸于政治纽带，其核心制度是公民权。部族国家把政治认同与种族起源和种族身份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现代多元国家，政治联系与认同与种族纽带之间被明确分开”。（格罗斯，2003：26） <br />　　“公民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文化民族）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相分离的方法，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认同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格罗斯， 2003：32）。 <br />　　 美国的移民社会，体现了在现代技术、现代生产力和迁移过程中，人们在个体地域流动中（历史上的迁移是“部落迁移”，现代是“个体-小家庭迁移”）重新组合而成的社会。人们对周围其他人的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只能采取比较宽容、相互平等的态度，为了共同组成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族群意识必须淡化，国民意识是最核心的群体认同意识。这种社会形态中的“族群意识”，是文化群体的意识，而现代“ 民族意识”，强调的是人们的“共同体”的“民族”（Nation），是政治实体中的公民身份、公民权利。 <br />　　 但是在社会传统保存得比较多的非移民国家，甚至包括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一些群体自近代以来就很少迁移，这样，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结构中还会保留一些传统“部族集合体”的遗迹，可能是在组织形式上，也有的在多数和少数族群领袖人物的意识中。 <br />　　“部族集合体”的遗迹 <br />　　 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基本性质与传统“部族集合体”的遗迹之间，肯定会出现矛盾。在伊斯兰教国家，由于宗教原因，传统“部族集合体”的痕迹更重一些，非洲许多国家在殖民地时代，在统治结构中部族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独立后这些部族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传统“部族”意识是否也存留一部分？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干部是否把自己看作是群体的“代言人”？是否在意识中把民族关系依然看作是传统的“部族”之间的联合、联盟关系？&nbsp; <br />　　“效忠模式” <br />　　 “部族国家”和“公民国家”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效忠模式，在多群体的帝国当中，各族的首领对帝国皇帝效忠，各族民众对本族首领效忠，首领的“倒戈”会引起整个部落的“倒戈”。是一种传统的“多元一体模式”。各个单元也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单元，有些帝国就是以部落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而在美国这样的公民国家，由于迁移、通婚、同化，各族群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各群体的内部认同意识逐渐淡化，国民认同逐渐成为最核心的认同单元。 <br />　　“关于族群精英人物的角色与功能 ” <br />　　 “公民国家”的族群精英，强调的是本选区“全体选民”的利益，他代表的不是一个族群，而是整个社会。否则，他也不可能被主体的政治文化（公民国家）所容纳。 <br />　　 在“部族国家”里，部族首领处处代表本族的利益，正是社会和本族民众所期待的。如不这样做，他们就失去了作为“民族代表”、“民族领袖”的资格和合法性。“民族主义部族国家是一个与现代社会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持久冲突的政治信念和制度”（2003：37）。如果在今天还有些人希望最终以某个少数民族为单元建立一个“民族主义部族国家”，那应该是逆历史大潮流而动，是一种倒退。 <br />　　“制度设计的反思”&nbsp; <br />&nbsp;<br />&nbsp;<br />4 回复：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nbsp; <br />&nbsp;“制度设计的反思” <br />　　 我国现在的政协、人大等所吸收的少数民族委员和代表，在制度设计上就是期望他们在这些机构中代表少数民族说话，反映他们的意见。在制度设计上就保留了历史上“部族集合体”的特点。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责怪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众有这样的意识和期待。&nbsp; <br />　　联邦制、区域自治与历史上的多民族帝国曾经实施的“部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有关联，也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最容易接受的国家构建形式。但是这一制度在今天应该看作是向完全的“公民国家”过渡阶段中的过渡形式。 <br />　　 各国的领导人以及少数民族的社会精英应当看到这一点。任何公民的效忠对象都应当是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族群，应当努力使自己作为国家精英的一分子、而不是本族代言人在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 <br />　　&nbsp; <br />&nbsp;<br />&nbsp;<br />5 回复：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nbsp; <br />&nbsp;3．“群体优惠”（团体主义的多元主义）与“个体照顾”（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政策 <br />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认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与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族群身份“不进行甚至禁止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认定，以便将不同种族、宗教、语言或不同族群起源的群体看作在法律或政府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统一实体，同时它也禁止应用进行任何形式的族群标准，不管应用这种标准是为了任何类型的族群歧视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少数族群特殊照顾的目的。当然，按照这种结构，这些少数族群群体中的许多成员，也都会受惠于以解决有关问题为目标的立法，如反贫困法案、住房、教育和福利计划等。这里，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群体成员，是因为他们个人在社会法案中合适的资格而受益，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背景的作用作为群体而受益。。。。。。这样一个社会里平等主义的规范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对个人的评价也是基于评价其表现的普遍标准”（马戎编，1997：131）。&nbsp; <br />　　 戈登指出“团体的多元主义”具有以下特征：“种族和族群通常都被看作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在社会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经济和政治的酬赏，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定额的标准是人口的相对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所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的更多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马戎编，1997：131）。&nbsp; <br />　　 随着社会发展和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各族群之间由历史造成的发展距离在缩短，也开始需要考虑从“争取族群之间利益分配的平等”观念逐步向“争取个人之间竞争机会的平等” 观念过渡。 惟有这样，才可能通过少数族群成员在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真正竞争能力的提高得到发展，而不是由政府“照顾”政策而改善处境。只有通过基本消除“族群分层”的结构性差异，最终达到在个人实力基础上的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nbsp; <br />&nbsp;<br />&nbsp;<br />6 回复：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nbsp; <br />&nbsp;三、六个研究参照系&nbsp; <br />　　 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应当关注4个知识与历史实践经验的来源： <br />　　1、中国几千年民族交往中形成的“民族（不同群体）观”和看待群体关系的传统思想与实践，历史文献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宝藏； <br />　　2、欧洲的传统“民族观”及其演变，从多民族帝国时代到17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美国的族群观念和实践是欧洲传统的一个分支； <br />　　3、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及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br />　　4、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民族-族群的历史演变，如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内进行各自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 <br />　　其他如日本等国非西方殖民国家的经历也值得关注。 <br />　　此外在具有不同文明传统、不同政治经历（殖民或被殖民）、不同意识形态环境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我们今天开展民族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和路径。我认为的六个可供比较研究的参照系是：&nbsp; <br />　　1、苏联70年民族理论、制度、政策的实践。前苏联学者、西方学者、印度学者对前苏联民族理论、民族制度、政策、联盟制、民族建构的评价与分析（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 <br />　　2、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 西班牙、魁北克、北欧的宪法、制度与实践；&nbsp; <br />　　3、美国等移民国家的“种族-族群”政策的实践。初期有一个主流族群，成为富裕国家后吸引各国个体自愿移民，自愿被主流社会“同化”以获得利益，即使遇到歧视，由于参照系是贫穷的母国，心理上仍能平衡；但取得平等公民权的第二代，则会不满与主流族群在权益上的差异，这是前几年英国、法国种族骚动的原因之一； <br />　　4、印度、印尼等前殖民地独立后“民族构建”的实践。&nbsp; <br />　　5、非洲的“部族社会”与建立现代国家的实践。索马里、苏丹、乌干达、刚果等，部族是基础社会组织，部族首领是政治领袖和部众效忠对象，部族在权力和资源方面的竞争是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br />　　6、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混血群体的形成，族群意识特点、独立运动与“民族-国家”的出现。&nbsp; <br />&nbsp;<br />&nbsp; <br />&nbsp;<br />7 回复：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nbsp; <br />&nbsp;四、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可考虑的选题&nbsp; <br />　　1、 中国历史上与近代的民族问题： <br />　　（1）两千多年中国民族交往史反映出来的“群体认同”内涵与实践； <br />　　（2）清末民初西方军事侵略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br />　　（3）1911-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对“民族”、“民族主义”、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政治立场、具体政策的文献梳理与分析； <br />　　（4）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回顾与反思； <br />　　（5）“四人帮”粉碎后“拨乱反正”过程后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新提法、处理民族关系、处理宗教问题的新做法； <br />　　2、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专题研究： <br />　　（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变与发展。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创建；&nbsp; <br />　　（2）语言的使用与双语教育体系。&nbsp; <br />　　（3）人口迁移、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nbsp; <br />　　（4）居住格局与族际交往。&nbsp; <br />　　（5）族际通婚与影响因素的研究。&nbsp; <br />　　（6）群体优惠政策对民族身份认同与族际关系的影响；理论与实践，各族民众对优惠政策的接受程度与评价； <br />　　（7）境外伊斯兰教对我国穆斯林各族在身份认同意识方面的影响； <br />　　（8）中国各地区的族群分层现状与发展趋势：政策倾斜的结果、实际竞争能力的比较，教育体制与内容的影响； <br />　　（9）中国各族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城乡民众的身份认同体系与公民意识； <br />　　（10）少数民族的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教职人员、宗教教育现状专题研究。 <br />　　3、六个参照系的专题文献研究： <br />　　（1）苏联70年民族理论、制度、政策的实践 <br />　　（2）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 <br />　　（3）美国等移民国家的“种族-族群”政策的实践； <br />　　（4）印度、印尼等前殖民地独立后的“民族构建”的实践；&nbsp; <br />　　（5）非洲的“部族社会”与建立现代国家的实践； <br />　　（6）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 <br />　　&nbsp; <BR>&nbsp;<br />&nbsp; <br />&nbsp;<br />&nbsp;<br />&nbsp; ]]></description>
		<eb:creationDate>2007-04-22 11:46:06</eb:creatio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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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zt)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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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div><br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div><div>　　　　作者 杜车别</div><div>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br />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br />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br />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div><div>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br />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br />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div><div>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div><div>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br />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br />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div><div>　　一、政治上<br />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br />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br />　　　　在舆论监督上<br />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br />　　　　在权力分配上，<br />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br />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br />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br />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br />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br />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br />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br />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br />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div><div>　　　　　　二、经济上<br />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br />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br />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　　土乎”<br />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br />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div><div>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div><div>　　瞿太素说：<br />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br />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br />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br />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div><div>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br />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br />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br />《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div><div>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div><div>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br />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div><div>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br />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br />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br />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 宇宙之间”<br />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br />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div><div>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br />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br />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br />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br />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br />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br />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div><div>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br />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br />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div><div>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br />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br />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br />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br />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br />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div><div>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br />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br />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br />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br />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br />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br />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div><div>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br />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br />　　　　宋应星说<br />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div><div>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br />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br />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br />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br />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br />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 ，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 ，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 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 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div><div>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br />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br />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br />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br />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div><div>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br />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div><div>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br />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br />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br />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br />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br />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br />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br />　　<br />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br />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br />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br />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br />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div><div>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br />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br />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br />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br />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br />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br />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br />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br />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br />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br />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br />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br />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div><div>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br />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br />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br />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br />　　<br />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br />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br />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br />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br />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br />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br />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br />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br />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br />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br />　　“通几护质测之穷”<br />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br />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br />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div><div>　　　　十七，军事上<br />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br />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br />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br />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br />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div><div>　　　　十八，海洋力量<br />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br />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div><div>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br />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br />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br />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div><div>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br />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br />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br />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br />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br />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br />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br />　　（1）重学 （2）借资 （3）格物穷理之学 （4）度学 （5）数学 （6）视学 （7）吕律学<br />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政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br />　　（1）《勾股义》 （2）《圆容校义》 （3）《浑盖通宪图说》 （4）《泰西水法》 （5）《几何原本》 （6）《坤舆全图》 （7）《简平仪》 （8）《浑天仪》 （9）《天问略》 （10）《同文算指》 （11）《敬天实义》 （12）《畸人十篇》 （13）《七克》 （14）《自鸣钟说》 （15）《望远镜说》 （16）《职方外纪》 （17）《西学或问》 （18）《西学凡》</div><div>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br />　　（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 （3）合用分方分圆尺 （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 （5）规矩 （6）有两足规矩 （7）三足规矩 （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 （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 （10）画铜铁规矩 （11）画纸规矩 （12）作鸡蛋形规矩 （13）作螺丝转形规矩 （14）移远画近规矩 （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 （16）螺丝转母 （17）活锯 （18）双翼钻 （19）螺丝转铁钳<br />　　　　（四） 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br />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br />　　（1）柱分长柱 （2）短柱 （3）梁分横梁 （4）侧梁 （5）架分高架　　……<br />　　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br />　　　　<br />　　（六） 列举动力二十九种<br />　　　　（下略）<br />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br />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br />　　卷三是图说<br />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br />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br />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br />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div><div>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br />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br />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br />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br />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br />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br />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br />　　　　　　　　……　　　　……<br />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br />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br />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div><div>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div><div>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br /></div> ]]></description>
		<eb:creationDate>2006-09-22 15:02:14</eb:creatio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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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 明代西班牙人在福建的见闻（转） ]]></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article/718.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 “在这个大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做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br />　　　　　　　　“这个国家各地都有大量的糖，这是糖价奇贱地原因。……有丰富地蜜，因为他们喜欢养蜂，连蜡都十分便宜：产量大到你可以装船，甚至船队” <br />　　　　　　　　“他们产大量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拉纳达地丝，是该国地一项最大宗的贸易” <br />　　　　　　　　“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他们在那里不是按照尺码出售丝绸以及其他任何织品，哪怕是麻布，而是按照重量，因此没有欺诈。 <br />　　　　　　　　 <br />　　　　　　　　“在该国有许多河流，人们种植稻米，这是全国人的普通食物和粮食。……他们收获如此之多，以至在米价最贵的时候，你用一个里亚尔钱币可购买一法捏格." <br />　　　　　　　　 <br />　　　　　　　　“在不宜耕种的山地，有大量的松树，比你通常在西班牙发现的更大更味美的坚果。在这些树之间，他们种玉米，这些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一般的食物。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几乎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br />　　　　　　　　 <br />　　　　　　　　“所有田园都景色美丽，并且散发异香，因为有许多各种香花，它也点缀着种植在江河溪流畔的绿村，那里有很多河流。那儿种植果园和园林，有很欢快的宴乐厅事，他们常去休息和逃避心情的烦恼。老爷门，也就是绅士们，常种植大片林木和密临，里面养有野猪，羊，野兔，兔子以及其他各种野兽，用他们的皮制成上佳的皮毛” <br />　　　　　　　　 <br />　　　　　　　　“有大量的牛，价钱便宜到你可以用8里亚尔钱币买一头很好的，并且半价可买到牛肉；一只整鹿卖2里亚尔：大量的猪，猪肉跟我们西班牙的 羊肉一样好和有益健康。再有极多的羊和其他可供食用的动物，这是它们不值钱的原因。养在湖畔河岸的飞禽是那样多，以至该国一个小村子每天要消耗几千只，而最多的是鸭。……它们是按重量出售，阉鸡和鸡也一样，价钱便宜，两磅拔毛的肉，通常值2分，那是一种相当于西班牙夸特的钱币；猪肉两磅植一分，半磅是6马拉瓦德。 <br />　　　　　　　　 <br />　　　　　　　　 <br />　　　　　　“至于他们有的鱼，无论是水里游的还是带甲壳的各种鱼，令人惊异，不仅在沿海一带，而且在该国遥远的地区。 <br />　　　　　　　　 <br />　　　　　　“除这些之外，它们有丰富的金矿、银矿以及别的金属都卖的相当便宜，1京塔的铜，铁或钢售8里亚尔。金子比欧洲便宜，但银子更贵” <br />　　　　　　　　 <br />　　　　　　　“他们的一些村子大到只缺一个州的名字。他们的城市大多建在河畔，可通航，城市四角有壕堑，使城市变的十分坚固，不仅城市，连镇子都有高而坚实的石墙围绕，高有一寻，其余的墙都是用砖，但坚实到用锄都很难打碎。一些城市有很宽的城墙，私人和六人可以在上面并排而行，墙有很多堡垒和楼塔，彼此相隔不远，由城垛和宽廊，他们的总督多次取消前，饱览山川和芬芳的田野。他们的城墙和壕堑之间又有很宽的 距离，六骑可以同时驰驱，城内在城墙和屋舍之间也有同样的距离，他们可以通行无阻，。因为妥善照顾，他们的城墙像是新修的，……” <br />　　　　　　　　 <br />　　　　　　　　“在全国，大道都认真尽力的修筑和保持平坦，城镇的入口很讲究，极其雄伟，有3座获4座门，用铁坚固地包复。他们的街道铺得很好，宽到15骑可以并行，而且很直，以致它们尽管很长，你仍可望到尽头。两侧是门廊，下面是她么店铺，摆满各种奇特的商品，也有你指望的所有行业。在街道上彼此相隔一定的距离，筑有很多记漂亮的牌坊；那是用石修筑。他们的房屋一般有三道门，中间是大门，其余的要小些，但极其协调。” <br /><br />“他们的房屋一般都很漂亮，通常在门外整齐的植树，显得美观，给街道生辉。房屋内部都白如奶汁，看来都像是光滑的纸，地板用很大和很平的方石铺成，天花板用一种幼稚的木料制作，结构良好并且涂色，看去象是锦缎，色彩金黄，显得非常好看；每座屋舍都有三个庭院和种满供观赏花草的院子。他们无人不备有鱼塘，尽管它只是小的。庭院的一方布置的很华丽，象是账房。” <br />　　　　　　　　 <br />　　　　　　　　“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布置很好，因此忙于公务的人不会把街道弄脏，并且从那里得到供给，类似的法子通行全国所有的道路。有些城市的街道可通航，如同意大利的威尼斯。” <br />　　　　　　　　 <br />　　　　　　　　“全国的大道是已知修筑的最好和最佳的，它们十分平坦，哪怕在山上，并且是靠劳力和锄头开出来的，用砖头和石块维护。……有很多大桥，建造奇特，特别是建在又宽又深的河上。在福州城，正对着国王大税收馆的馆宅，有一座塔，根据那些看见的人的肯定，超过了罗马任何建筑，他树立在40个柱子上，每根柱就是一方石头，又大又高。” <br />　　　　　　　　 <br />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大都脸宽，小眼睛，扁鼻子，胡子稀少，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胡子的，脸孔很均匀。” <br />　　　　　　　　 <br />　　　　　　　　“达官贵人的服装使用不同的颜色的丝绸制成，他们有上等的和极佳的丝绸；普通穷人穿的是另一种粗糙的丝绸和亚麻布、哔叽和棉布，这些都很丰富。” <br />　　　　　　　　“他们穿的衣服象我们古代的样式，有长裙和不满折子，胸上有一道边用来系在左侧，袖子又宽又大，在外衣上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穿袈裟和长袍，形式象我们穿的，只是袖子更大，皇室血统和被授以官职的人，服装跟其他绅士不一样，” <br />　　　　　　　　 <br />　　　　　　　　“他们的妇女穿着很奇特，很像西班牙人的样式，她们戴许多金首饰和宝石，衣服有宽袖，穿的是金银和各种丝绸料子，如前所述，他们有大量的丝绸，质地极佳，而且十分便宜，穷人则穿绒料，未修剪过的绒料和哔叽。他们留得一头好发，仔细勤快的梳理它，象热那亚妇女，用宽丝带把它系在头上，缀满珍珠和宝石。” <br />　　　　　　　　 <br />　　　　　　　　“这些中国人中举行宴会和节宴，超过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因为他们是富有的而且无忧无虑，也没有天主之光，，……他们是自己获得肉体的满足，纵情于游乐，他们由此过着美好的生活，并且很有安排，哪怕他们有一百位客人，他们仍然习惯于让每位就坐并就自己的一张桌子进餐。他们的桌子很精致，……。在这些酒席和宴会上，一直有女演员，又演又唱，作出很多使客人愉快高兴得漂亮动作，此外还有各种男人表演其他乐器，及翻跟斗的和演戏的，他们完美的和自然的演出他们的喜剧。……” <br />　　　　　　　　 <br />　　　　　　　　“在每个城镇吃饭机会都很多，因为在市场和街道，也在郊区，有许多饭馆，桌椅布置整齐，花不了几个钱，这是由于各种食物都极便宜，如果外地人说他已经吃过了，那市民及城里人就带她上另一类馆子，有各种果脯和奶制品，水果和杏仁糖，极亲善的请他吃一顿，……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 <br />　　　　　　　　 　　　　　　　　 <br />　　　　　　　　在河上，他们有大量的饭店和商店，还可买到城镇其他奢侈品，如各种丝绸、琥珀以及非必需的珍贵品，供应充分，他们在船上也由种小橘树一级别的果树的花盆，有供消遣的花园，种上花草，并且在宽阔的船上水池，他们养了大量的活鱼，仍每天用网捕更多地鱼作补充。 中国对鱼的供应是已知任何国家中作的最好的，因为有很多这类的船，也因为海上和河内有很多的渔民，不断用网和渔具捕鱼，而且把无数的活鱼输往沿河五百里格陆地内的池塘， 他们有大如上层船舱的竹笼，可以同时养四千只鸭。他们在笼里某处安设了窝，让鸭子每天都去下蛋，他们把蛋取出，如果在夏天，他们把但放在很温暖的的牛粪里或那些鸭粪中，按经验放很多天让蛋孵化，……他们在冬季必须使用人力帮助，给孵蛋的粪加温，使用另一种跟前书一样巧妙的方法，这便是，他们把大量竹子一根根缚在一起，放上粪，再把蛋放在粪上，用粪盖严；做妥后，他们在竹下下面安放稻草，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点上火，但不让火烧起来，只一直保持自然的温度，直到他们认为可以取出为止，……因此他们的鸭子增多到犹如蚂蚁，接着他们把小鸭放进另一个鸭笼，其中养着老鸭，用来翼护小鸭，给小鸭温暖。……常常可以养到两万多只鸭子，但化肥很少，法子是这样的，… … <br />　　　　　　　　 <br />　　　　　　　　“他们古代有关航海史树的记载，那里清楚地写道，他们航行到印度群岛，征服了从中国到印度尽头的所有地方，他们很平静的占领那些地方.。直到他们出自好意制定放弃的法律。因此，在今天，菲律宾群岛和克罗曼的海岸，即纳辛加国道孟加拉海的海岸，仍留下有关他们的重要纪念；那里有一座城镇至今叫做中国人的土地，因为他们兴建了它。在卡利古特国留有类似的遗迹和纪念物，哪儿有很多树木和果子，根据当地人说，那是中国人管治该国时运往的。今天在马六甲、米洛、站坡及其邻近的别国，还有类似的遗迹，” <br />　　　　　　　　 <br />　　　　　　　　“现在港口的官员允许商人到邻近的各岛去进行贸易，如去菲律宾，每年都有很多装满大宗货物的船只前往，多次又输进西班牙，他们也旅行到他们为可以获利的其他地区和地方。不过要他们作出一年内返回的保证才给予这种许可。获利的欲望使他们旅行到墨西哥，1585年有三名中国商人来到墨西哥，携有珍异的货物，没有停留便到了西班牙和其他更远的国家。” <br />　　　　　　　　 <br />　　　　　　　　 <br />　　　　　　　　“官员和长官也允许外国进入他们的港口买卖，但首先盘问审查，小心不要请求除此目的外的任何许可。然后外国人取得限期的许可证，…… ，你时常在一个港口看见两千艘大小船只” <br />　　　　　　　　 <br />　　　　　　　　“他们得知在中国的其他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这可能是船长阿特列达看到的那种，他在一封致国王肥列普的信中向他报告有关这个国家的秘密，其中说，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br />　　　　　　　　 <br />　　　　 <br />　　　　　　　　“他们为打仗制造大而坚实的船，有高船楼，分设在船首和船尾，很像来自列潘特的船，和葡萄牙人驶入东印度的船，他们的船很多，以致一个将官，可以在四天里召集一支六百多人的军队。……他们有很多其他种类的船，有些有绘画和涂金的廊子和窗户，……。 <br />　　　　　　　　“他们用来修理船只的沥青在该国十分丰富，用他们的话叫做漆，是由石灰，鱼油，以及他们称为油麻的膏制成；它很坚固，防蛀，因此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船耐用两倍。……他们船内的泵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要好得多，它是有很多片组成，有一个抽水的轮子，按在船内侧，他们用它很轻易地把船内的水抽干，因为只需要一个人转动轮子，一刻钟内可以抽干一艘大船，哪怕裂缝很大， <br />　"他们还有一件非常好的,使得我们都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惊叹的事,那就是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老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这些人就居住在所说的房屋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馆舍中住到死去，此外他们在这些地方养得有猪和鸡，因此穷人无须行乞而活下来” <br /><br />“神父及其同伴在中左所呆了两天，按照兴泉道的命令，他们在那里受到盛待和邀请，……，他们离城时，有大批士兵护送，既有执火枪的也有执长矛的的，前面有喇叭、鼓和号角的喧闹，……他们所经河流，无论这边那边，都坐落有极漂亮和清新的村落。我们的人对其中一些十分满意，问他们叫什么名字，船员回答我们说，那是些不值得取名字的村子。……他们进入一个大海湾，停泊有一百五十多艘战船，其将官，正是我们提到的护送修士及其他人的这位队长，舰队发现他们就开始向他们致敬，既鸣大炮，也放火枪和作其他种类的表示”、 <br />　　　　　　　　 <br />　　 “西班牙人被沿着这条街送到他们的住所，他们肯定说街有半列格长。他们经过的街道都摆满摊铺，有各种奇特的货物，以及吃的东西，如各种鲜鱼和咸鱼，各种大量的鸡禽和肉食，水果和青菜，数量之多足以供应塞韦尔城。街上人群十分壅塞，以致尽管有很多吏员和士兵给他们开道，他们仍十分困难才得到通过。这样他们给送到馆宅，它十分大，用石头和砖精美构造，有很多厅、室、及卧室，……该城的将官级官员，他们称作知县，捎来消息说，欢迎他们到来，并送上一份礼物，都是大量的阉鸡，鸡，鸭、鹅、四五种肉、鲜鱼、酒、各种水果、数量多到足够两百人吃，他们要把这些放到少冷的空气里，因为当时气候很热。 <br />　　　　　　　　 <br />　　 “离别后他们去看一出考进的城墙，建在水上的游乐场，有美观的走廊和石头筑的供宴会用的露天厅室，其中有很多色彩精美的桌子，四周是养鱼的水槽，和水槽相连的是精美的雪花石膏板，都是同一石料，其中最短的有八棁长，周围有潺潺流水，当举行宴会的时候发出悦耳的声音，附近则是很多植满花木的园林，离该地不远他们看见一座石结构的桥，石头修整而且很大，他们量了几块是22和20口尺长，5口尺宽，他们看来这简直不能用人力把他们放在那儿。当他们前往泉州和福州的途中，他们确实看见这样大的石块，乃至更大的，给放在其他很多桥上。 <br />　　　　　　 <br />　　 从同安镇到泉州，有13列格，路途平潭市的旅行愉快，路上他们没有看见一片未开耕和占据的土地，他们得知全国土地莫不如此。它满是人，城镇一个接着一个，你几乎不能认为那是很多城镇，而只是一个，因为一镇距离另一镇仅仅不过四分之一列格；而且他们被告知全国所有省份，人口都是这样。他们耕种的土地都得到灌溉，因此获得丰收，全年都在耕耘，而我们西班牙人所到之处，都看见他们种植稻米，……他们用驯服的母牛水牛公牛耕种土地，……。 <br />　　　　　　　　 <br />　　　　　　　　 <br />　　 美丽的园林荫蔽着大道，把它装点一番，园林种植整齐，其间有出卖各种水果的点，供过路旅客享用，旅客不绝于途，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另一些乘小轿。大道旁的泉水清彻晶莹，同一天当他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老远看见一对士兵整齐的迎面而来，起初这使得他们惊讶和害怕，直到来人走近，他们被告知，这是泉州长官兴泉道的卫队长，奉他之命率400执矛子和火枪并且全副披挂的士兵来迎接他们。 <br />　　　　　　　　 <br />　　　　　　　　 <br />　　 这条大道上不断有驮马往来，载负商货以及其他东西，但大多数却是骡子。大路很宽，20人并排骑行，谁也不妨碍谁，而且铺以大石头，据说其他省的大道情况也相同，……看来这是真的，因为我们西班牙人在该国越过崇山峻岭，他们发现道路也如前面所告诉你那样平坦。 <br />　　　　　　 <br />　　 “7月11日，夜晚前四个时辰，我们的西班牙人到达泉州城。此城在该国是一般水平，可能有7万户。它有大宗贸易，供应各种商品，因为它距海仅2列格，有一条大河流经它，各种商货经水路运输，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该河，……桥长800步，用22口尺长，五口尺宽的石头构造，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羡的工程。……靠近上述的桥，河里停泊着1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舟艇那样多，河面为之覆盖，每条船上都满是人” <br /><br />“所有街道两侧都有棚，下面是商店，摆满丰富的商品，很有价值也很奇特，他们在一处到另一处相等的距离上建筑有很多的牌坊，给街道增添装饰，而且全国每条大街上都有，下面是很好的市场，可在那里购买你想吃的东西，如鱼和肉、水果、蔬菜、糖果、蜜栈，样样都十分便宜，几乎花不了什么钱。 <br />　　 他们的食物很好，十分丰盛，他们吃很多的猪肉，跟西班牙的羊肉一样好，一样有营养。我们看见的水果，有的象我们在西班牙所产，另一些我们则未见过，但极香甜味美。……经过的街道满是人，如有一粒麦子掉落，它很难落到地上 <br />　　　　　　　　 <br />　　 他们沿这条街而行，觉得它比他们入城的那条街更漂亮，有更美的房屋和牌坊，两旁的商店也比别的街装饰华丽，那样的繁荣，他们因此看见大量的人群，惊奇到象是失魂的人，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梦境。总之，他们在那条街上走了一阵子，愉快的看见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然后他们进入一个很多士兵列队的大场所，士兵执火枪和矛子，及其他武器做准备，穿丝绸制服，旗帜招展。 <br />　　　　　　 <br />　　 当兴泉道知道西班牙人愿意行习惯的礼节，……他马上命令他们进入他所在的厅，无论就它的广大还是其中的富丽都值得一观，……西班牙人离开原先所在的厅，进到另一个跟前一个一般大的厅，那里有很多手执武器的士兵，排列整齐而且服装华丽，接近他们的是很多吏员和校尉， <br />　　　　　　　　 <br />　　 有不同的旌旗或徽号，都穿金织或金饰的长丝袍。……，进入一个连接长官所在房间的走廊，在那里听见各种乐器的演奏声，持续的时间相当久，旋律动听到他们觉得前所未闻，这使得他们十分赞叹的看到异教徒的伟大光辉。……，兴泉道就在附近华丽蓬盖下的一把漂亮的椅子上， <br />　　　　　　　　 <br />　　 排场之盛犹如皇帝本人。他亲善友好的表示接待他们，通过他的翻译向他们说欢迎他们。……这个长官是个十分善良的人，标致，相貌愉快， <br />　　　　　　　　 <br />　　 不同于他们在该国看见的其他人。 <br />　　　　　　　　 <br />　　 下一天，即七月11日的礼拜天，该城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 <br />　　　　　　　　 <br />　　 他们惊奇的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br />　　　　　　　　 <br />　　 第二天兴泉道送去一道命令说他希望两名神父留在寓所休息，但要两名军人伯多录.萨米尔安托和米古额.德.罗阿卡去跟他谈话，而且要携去他们的翻译，因为他那里有个中国翻译，懂菲律宾语,但糟到不能用他的翻译谈任何重要的事情.……他要他们向他报告报告海盗林风到群岛的整个情况，西班牙人如何对付他，尽管他已经得到队长王望高和先生对所有事情的报道，他仍怀疑他们告诉他的不是真情，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br />　　　　　　　　 <br />　　 不过当他知道林风及没有死也没有被俘，仅仅被围困，他向他们提出说，如果他们愿意再返回班斯兰攻打他，他愿意供给他们五百艘战船以及陆海惯战的人，如他们还要求，可以供给更多。…… <br />　　　　　　 <br />　　 在第一张桌子上给每位客人准备了用金银线编成的小篮，盛满用糖制成的食品，如杏仁糖和状如城堡、水壶、罐、盘、狗、牛、象以及其他奇特形状的食品，全都涂金；此外还有很多盘肉食，如鸡，鹅，鸭、腊肉、牛肉片，及其他种类摆满桌子的肉食，除开他们就食的摆满烧煮食品，丰盛到有时超过五十盘。他们有各种酒，……质量很好，……，宴会持续了八个钟头，因为它安排之好可以宴请世上的任何侯王。 <br />　　　　　　　　 <br />　　 他们同时携带的仆人和奴仆，在附近一个厅里就餐，丰盛一如其主人的。 <br />　　　　　　 <br />　　 [离开泉州，到达福州城]…… <br />　　　　　　　　 <br />　　 在整个七天中，一直到他们到达福州城，都没有为此或为供应他们的其他需要物收取费用或金钱，在他们之前一直有长官颁发的一份证件，写在一块大板上，说明他们是谁，来自何处，并且命令充分供应他们所有需用物品，由皇室支付，…… <br /><br />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寄宿在馆舍，它是大而漂亮的筑，给他们准备午餐和晚餐，十分丰富。 <br />　　　　　　　　 <br />　　 在他们离开这个城市，进向福州时，他们从一座石桥过一条大河，桥是他们所看见过最漂亮和最大的，它的雄伟引起惊叹，所以他们停下来从一头到另一头量它，可把它列入该国的奇迹中，他们还做了记录，他们发现它是1300步长，用以建造的最小石头有7步，很多是22步长和8步宽，他们认为人力不可能运往那里，因为他们看见四周老远都是平原而无山，由此他们断定石头是从远方运来的。他们过了那座桥，余下那天直到夜晚他们经过一条宽平的道路，两边有很多饭馆，田地里种有稻米、小麦以及其他谷物；人之多一如大城镇的街道。 <br />　　　　　　　　 <br />　　 他们在福州城郊区走了半个多列格，遇到总督派来的一名信使，……第二天一大早，总督派许多人到他们的寓所，为他们准备了两顶华丽的轿子供神父乘坐。……尽管他们行进的很快，仍然用了足足一个半钟头他们才到达城门，觉得在郊区走了两个列格，；郊区人口众多，有漂亮的屋舍，以及许多摆满货物的商店，若不是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认为那不是郊区而是城镇本身。 <br />　　　　　　　　 <br />　　 在他们到达城门前，三次从大而美观的桥经过一条大河，河水深到可通大船，……。这座城市在全国是最富足和供应最好的；它是全省的首府，非常富庶肥沃，下属很多村镇，离海仅8列格，……。……他们不停的前行，穿过一条直通总督府邸的宽大街道，从城往前，一个接一个在街道两边布满兵士以及将官和吏员，每个都手执武器，如矛、火绳枪，刀和盾，都穿一色丝制服。…… <br />　　　　　　　　 <br />　　 他们没有时间去数那些士兵，但他们看见从城门到总督府的两边，有相当远，都是兵士，穿着华丽而且一个颜色。房屋和士兵之间，在窗口和街道上的人是那样多，看起来象是世界末日，全世界的人都在那条街上集中。 <br />　　　　　　　　…… <br />　　 从士兵中走出一位贵人，据他们得知他是总督的卫队长，他威凛严肃地走向我们的人所在之处 <br />　　　　　　　　 <br />　　 它（指福州城）仍然是该省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尽管在别的省有比它大的多的），而据说皇帝及其朝廷驻跸的城，有30万户，不过国内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城，叫做南京。葡人曾予以大量报道，但肯定有关此城的雄伟报道甚多。我本人根据到过广东城的权威人士，耶酥会士所听闻和确定那是真实的，这些人应该是可信赖的。 <br />　　　　　　　　 <br />　　 这福州城有宽大和坚固的石头城墙，五寻高四寻宽，我们的人多次加以测量，因为他们的寓所有道门对着城墙而开。………… <br />　　　　　　　　 <br />　　　　　　　　 <br />　　 [总督在他自己的府里一连两天宴请我们的人]…… <br />　　　　　　　　 <br />　　 在这第二次宴会上，和头天一样，他们有很多音乐，以及演出很多喜剧，还有很多有趣可笑的滑稽表演，也有一个翻筋斗的，……。戏剧演出前，我们的人通过翻译得知它的内容，……，其内容是：在古代，中国有很多伟大英武的人，但其中特别有三兄弟，其伟大英勇超过其他各代的人，他们中有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红色或深色，而第三个是黑的，红人更机智，更有胆力，尽力要立他的白人兄长为王，这意见得到别人的支持，然后他们一起从当时的统治者那里夺取了帝国，那位统治者叫刘备（Laupicono），一个无能和邪恶的人。这戏演的很精彩，服饰适合那些人物 <br />　　　　　　　　 <br />　　　　　　　　 <br />　　 我们的军人因他们不得带物入内，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回到他们的寓所，把情况告诉神父，神父也因此不悦。但我们的人仍然决定忍耐一点，求上帝指示他们该怎么样为神服务 <br />　　　　　　　　 <br />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br />　　　　　　　　 <br />　　 过了些时候，我们的人发现在该城已经呆了一个长时间而且象要呆更久，就想法子消磨时光，并到城头去各自买些想要的东西，他们看到东西极为丰富，价钱便宜到几乎没有花什么钱就买到东西。 <br />　　　　　　　　 <br />　　 他们买了很多谈各种事情的中国书，携带回群岛（并让人翻译）。 <br />　　　　　　　　 <br />　　 第二天他们去观看城门，以及那些看来就他们所能知晓的事，那是很多的。他们看见的东西中有一座豪华的偶像寺庙，在主殿内他们看到了111尊偶像，另外在其他个别殿里还有数目更多的，……，有肆条手臂，有的陆条手臂，有的八条，还有的是极畸形的妖怪，在这些面前人们点上灯和许多香及香料。…… <br />　　　　　　　　 <br />　　 不过当总督知道我们的人去观看城门和庙宇（提供他消息的人怀疑我们这样做有险恶用心），他马上命令，如果没有他的许可，禁止我们的人离开住所，……还禁止任何人拿东西卖给我们的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人每天得到供给个人用的必须物品，丰富到总有留下的，不缺什么。 <br />　　　　　　　　 <br />　　 那天后他命令说允许我们的人有时出外走走，并且应该让我们的人观看一些有趣的和友好的事情。因此我们的人当中有一个一个给带去观看操练人马，…… <br />　　　　　　　　 <br />　　 大约有2万手持长矛和火枪的士兵集合在一起，他们动作很熟练，鼓声或号角声一响就马上排成战阵，再一响列成方阵，再一响，火枪手从阵里出来，武勇和有序地放枪，顷刻间再返回原地站立；这操练完，长矛手前进并整齐一致地进行袭击，以至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而如果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也跟他们的武艺和人数一样，即他们征服全世界的疆域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br />　　 他们的这种操练进行了4个钟头，西班牙得知同天同一时刻全国都在进行操演，尽管并无敌人的消息。 <br />　　　　　　　　 <br />　　 兴泉道把决定告诉西班牙人后25天，巡访使到达，全城都去欢迎他，他进程时仪仗之盛，若不知道他是谁，定会相信他是皇帝。 <br /><br /><br />网友：<br />&nbsp;&nbsp; 这是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他做的工作实质上是资料的整理和汇编&nbsp; 他依据的材料主要有如下几种&nbsp; 葡萄牙人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克鲁兹的《中国情况记》&nbsp; <br />马丁.德.拉达的《出使中国记录》&nbsp; 。<br /> ]]></description>
		<eb:creationDate>2006-04-29 09:00:26</eb:creatio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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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 对比明清由人变奴，英国人看满清之野蛮、愚昧、落后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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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对比明清，由人变奴，一个英国人看满清之野蛮、愚昧、落后<br><br>&amp;nbsp;  节选自英人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amp;nbsp;  <br><br>“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amp;nbsp; &amp;nbsp; <br>　　&amp;nbsp; &amp;nbsp; <br>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amp;nbsp; &amp;nbsp; <br>　　&amp;nbsp; &amp;nbsp; <br>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员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 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amp;nbsp; &amp;nbsp; <br>　　&amp;nbsp; &amp;nbsp; <br>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amp;nbsp; &amp;nbsp; <br>　　&amp;nbsp; &amp;nbsp; <br>　　“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amp;nbsp; &amp;nbsp; <br>　　&amp;nbsp; &amp;nbsp; <br>　　“满洲人的血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amp;nbsp; &amp;nbsp; <br>　　&amp;nbsp; &amp;nbsp; <br>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因为当时太平军距离广东很远)，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 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amp;nbsp; &amp;nbsp; <br>&amp;nbsp; &amp;nbsp; <br>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amp;nbsp; &amp;nbsp; <br> <br> <br>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amp;nbsp; <br>　　&amp;nbsp; <br>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amp;nbsp; <br>　　&amp;nbsp; <br>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amp;nbsp; <br>　　&amp;nbsp; <br>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 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amp;nbsp;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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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 华人打造-兰芳共和国(转贴) ]]></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article/716.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 <br>没有西方殖民侵入，中国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了？<br><br><b><br>&amp;nbsp; 同样是一群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了满清统治在海外就能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共和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明末以来从生产力到意识形态都提供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充分的条件，也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拥有大规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情况下加上本国高度文明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完全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而明末就拥有这种条件，如果不是“满清入关”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实现。<br></b><br><br><br>华人打造-兰芳共和国(转贴)<br>--------------------------------------------------------------------------------<br>&amp;nbsp;  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在19世纪，东南亚曾经出现过一个华人建立的现代共和国家----兰芳共和国，前后共存在100多年，后来被荷兰人消灭。<br><br>220多年前，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人对婆罗洲的称呼，今约有三分之二为印尼领土）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起来的小国家“兰芳共和国”。它的开国元首是中国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罗芳伯。 <br><br>很早的时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华人来到加里曼丹岛谋生。他们大都集中在该岛西部的沿海城市坤甸一带打工。有的在农村种植水稻、椰子、咖啡、胡椒，有的则在山区开采石油和煤炭。<br><br>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得不到祖国的关心和照应，所以被乾隆皇帝称为“天朝弃民”。为了生活，他们需要团结互助，于是组织了不少“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后来，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以东津为首都的兰芳共和国。罗芳伯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出众的组织才能，在坤甸一带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被各地搞同乡会的人推举为领袖，于1776年建立了“兰芳大统制共和国”，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罗芳伯参照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罗芳伯当了19年的国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随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7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进攻。兰芳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败，这个华人小国也不幸灭亡。“兰芳”共存在了110年。<br><br>兰芳国的历史 <br><br>历史上在南洋海岛上(西婆罗洲)曾经存在了110年的兰芳共和国，就是我国新兴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在国外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1776年建立，1886年被荷兰侵略者消灭。参见吕振羽著的《简明中国通史》第15章第927-932页；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材：《中国古代史讲义》下册第34章第496-497页)。<br><br><br>兰芳国位于东南亚西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一带），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6年），灭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6年），立国时间达110年。创始人为广东人罗芳伯。<br><br>　　<b>这个由华人建立的国家制度很特殊。在当地华人圈内，首领称为大唐总长（或者大总制），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首领的传承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式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首任大总长罗芳伯逝世时，公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刘台二，故被人称为共和国。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也有似于议会制。 <br></b><br>　　<br>　　<br>　　后来，他们还曾经遣使回国，觐见皇帝，请求称藩，想把西婆罗洲这块土地纳入大清的版图，或者变成藩属国家。意思是，我不敢自立为王，但朝廷下令封一个王总可以吧。但这件事没有结果，有可能是使者没见到皇帝，也有可能是清朝皇帝不予受理，根本不理睬这些天朝弃民，或者根本不能容忍南方的汉人在海外建个国家。 <br><br>　　罗芳伯在中国国内，也是一个平民百姓，没有任何特殊身份。到海外后，因为他才能过人，所以被大家推为首领。带领众多海外华人，谋求共同的利益。后来因为华人势力太大了，有好几万，当地土著居民也归附了好几十万，他们帮助浡泥王平了叛，浡泥王看华人的势力已成，不得已拱手让位。兰芳国能建立起来，主要还是华人群体实力很强的缘故。 <br><br>　　罗芳伯是华人势力的代表，是由华人们推选出来的。除了个人能力之外，在华人圈内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大家能一起推选他，也能够一起废了他。所以，罗芳伯敢于向土著居民称王，但不敢在华人面前称王。 <br><br>　　<br><br>“罗芳伯之旅”追思华裔历史名人 <br><br>中国闽西归侨作家张永和、张开源新著长篇传记《罗芳伯传》，最近由印尼和平书局出版社出版，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较大反响。亚细安（东南亚）客属联合总会于4月19日至26日组织百名专家学者和乡贤组成宣讲团，在印尼山口洋市、东马来西亚古晋市和沦莱斯里巴加市举办宣讲、研讨论坛，巡回千里，追思历史名人，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罗芳伯之旅”。<br><br>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专家学者在发言中认为，《罗芳伯传》史料丰富，笔触生动，情节曲折，再现了广东梅县客家子弟罗芳伯和一群热血客家青年，于1772年5月移居婆罗洲（现印尼西加里曼丹岛），与当地苏丹和各族民众并肩兴业，发展经济，并于177６年创立共和体制的历史画卷。<br><br>亚细安客属联合总会会长吴能彬博士说，经海内外专家学者多次考察证实，罗芳伯于乾隆3年即公元1738年出生于广东梅县石扇堡。在坤甸建城（1771年）的次年，即1772年5月，罗芳伯与一批热血客家青年漂洋过海，从乌石海边登上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岛）。当时，岛上社会治安极为混乱，土匪横行，海盗称霸，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罗芳伯与当地皇族婆罗洲苏丹结为兄弟，团结战斗，带领福建、广东籍华人和各族民众，平定内乱，镇压首恶，励行法治，声望如日中天。<br><br>在军事上夺得胜利的同时，罗芳伯目睹民众生活困苦，日缺三餐，夜无居处，心中十分不安。他随即着手组建“采金公司”，开发当地丰富的金矿资源，推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br><b><br>罗芳伯并未陶醉在欢呼声中，他以特有的政治天才，推行民主政权建设，于1776年创立共和体制，定名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在世界诸国堪称第一，比华盛顿1787年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1年。<br></b><br>山口洋市市长阿旺&amp;#8226;伊斯哈博士指出，罗芳伯的施政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他重视教育，关心人才，努力发展经济，赢得人心，也赢得划时代的成功。与会代表当场捐赠款，协助当地发展教育事业，扶持260名华人贫困子弟升学。<br><br>许多学者赞扬罗芳伯生前十分关注中华统一大业，心系家乡建设。<br><br>据悉，20世纪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在近代史学术界影响重大，如今《罗芳伯传》出版，进一步丰富了客家历史文化研究的内涵和中国移民的史料。<br><br>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著名的兰芳共和国，刘姓华人就曾担任第四届、八届、九届大总制，他们分别是刘台二、刘亮官、刘鼎，都有是祖籍广东梅县的客家籍刘姓华人<br><br>兰芳共和国见于国史的时候不多，只知道几百年前中国人在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搞了个共和国，往往相信那时中国全民热爱君主，君主制度更是天经地义，偏偏华侨在17世纪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合众式样的国家。如果仅仅对中华民族有这么一点了解的外国人，你要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是自由平等。由于史料的原因，我们无法知道罗芳伯搞的是自由平等的现代政治，还是不堪入目的帮会统治，或者自由平等与帮会政治兼而有之，就象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不管怎样，从中国人的功业来研究共和体制，是不容易得出结论的，他很快就会淹没在一大片和共和无关的中国传统思潮当中去，中国人的兰芳共和国使人对一个种族是易于共和或易于帝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br><br>当时荷兰人一直有顾虑，不敢全面占领，怕同文同种的中国干预，但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当时已经摇摇欲坠，捉襟见肘，根本顾不上，也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结果荷兰人后来才放大胆子把该国彻底灭掉，这件事对后来南洋华人的心态，可能有某种影响。<br><br>1.　当时应该为一海外华人社区。 <br>2、发展水平远高于附近其它异族。 <br>3、大统制为其最高头领。 <br>4、当地似乎实行颇为民主的推选制度。 <br>5、全民皆兵。 <br>6、“共和国”似为荷兰人对他们的称呼（就这一行政管理、地域、经济文化来看，称为共和国似很恰当。<br><br>7、该社区的独立性后为为荷兰人所夺，并入荷兰殖民地。<br><br><br>观点： <br>1、兰芳共和国证明：以汉族为主的群体和社区能够创造并实现西方人也认可的民主体制。 <br>2、兰芳生不逢时，面对强大的西方入侵者，又得不到故土的支持，是以败。 <br>3、兰芳被灭，便海外华人数百年来似苦海飘蓬，无处安身立业，竟屡为海岛蛮夷所凌。 <br>4、兰芳被灭，也使东南亚华人在建国与民主方面的探索为兵火所灭。<br><br><b><br>&amp;nbsp; 同样是一群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了满清统治在海外就能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共和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明末以来从生产力到意识形态都提供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充分的条件，也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拥有大规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情况下加上本国高度文明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完全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而明末就拥有这种条件，如果不是“满清入关”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实现。<br></b><br> ]]></description>
		<eb:creationDate>2006-04-24 19:56:38</eb:creatio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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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 倪乐雄 制海权郑氏水师军事-商业复合体资本主义萌芽 ]]></title>
		<link>http://blog.tom.com/yidaoshandian/article/715.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 <br><b>一道闪电引：现在的学界，谈论满清灭郑问题时候，都基于两点假设，其一、满清之功在于开疆扩土，为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基础，而这点是汉人政权所做不到的。其二，明郑势力没有能力光复大陆，只有分裂割据的前途。这两点假设其背后的根本性认识在于：明郑集团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br>大家都清楚20世纪前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初都是以“统一”、“扩张”为特征的。当年西方殖民者，二万人就能占领京师，几千人就能迫使满清妥协投降，加上中国人不灭的恢复中华意识，明郑集团一旦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对于腐朽的满清肯定是摧枯拉朽<br>台湾地处西方殖民者向中国、日本、朝鲜扩张的必经之地，想闭关锁国都难。<br>对于明郑集团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有三条有利因素。其一 有复国图存，富国强兵的强烈欲望。从历史上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改良就是因为统治者有富国强兵的强烈欲望。典型的是俄罗斯彼得大帝和日本的资本主义改良。<br>其二、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强大的海上力量是资本扩张和殖民地开发地促进和必然要求。以明郑的图存必然要保持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必然在和西方殖民者的较量交流中得到升华。这是东西文明的碰撞交流，也是制度上的竞争和交流。当时的西方殖民者，在远东力量是不强的，在这种不太强烈的碰撞中，受益的是落后方。“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真正的行动，并且早二百年实现。<br>其三 有交流开放的政策措施。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交流开放”政策，从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必然纳入新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一句话“和国际接轨”是必然之路。先进文明的传播和吸收也是必然之路。<br>明郑集团有这三项因素，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倒是可能性更小。</b><br><br><br>制海权郑氏水师军事-商业复合体资本主义萌芽──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br><br>倪乐雄<br><br>　　关键词：制海权郑氏水师军事-商业复合体资本主义萌芽 <br>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１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br>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２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br><br><br>一、<br><br>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３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br>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１９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br>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４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br>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１８０００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br>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５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６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７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 <br>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 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br>　　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１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１１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１２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 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br>　　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 ，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１５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br>　　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br><br>二<br><br>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１６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１６ <br>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２３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１７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１８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１６５７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 <br>　　１７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１８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 <br>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１９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br>　　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２０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 <br>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２１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 ──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br>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 <br>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２２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br>　　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br><br>三<br><br>　　借鉴西方学者威廉Ｈ·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br>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２３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１１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１１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２４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２５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 <br>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 <br>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br>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br>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２６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br>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２７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br>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人，故相率以反。”28 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br>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２９“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３０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br>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３１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br>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br><br>四<br><br>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br>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３２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３３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３４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３５ <br>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３９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br>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 “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１１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br>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１７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１８０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３６因此，笔者认为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下，３７中国在特殊的地理区域内（东南沿海一带），也能自发地产生出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br><br><br>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三稿 <br>于华东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 <br>　　-------------------------------------------------------------------------------- <br>　　１国内关于郑成功研究的大型学术会议先后召开四次，相继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散见于各报刊和学术刊物。 <br>　　２陈东有：《试论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倪乐雄：《近代东方民族海权意识一次难得的实践》。（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３３５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br><br>　　３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 <br>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第１３１页。 <br>　　４德）Ｈ．帕姆塞尔，屠苏等译，《世界海战简史》第１４页，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月第一版。 <br>　　５《汉书·食货志》）。 <br>　　６剪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第１版，第1６5２页。） <br>　　７唐代的骑兵似有汉武时的影子，但毕竟在规模上不能同日而语。《旧唐书·李靖》记载，李靖擒获颉利可汉一战仅动用“精骑一万”，携带“二十日量”，而西汉元狩四年的那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的作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指挥的骑兵有五万。另外，卫青也有五万骑兵，尚不算跟进的几十万步兵和后勤保障中的１４万匹马。 <br>　　8这是计量历史学很好的研究课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史学界会在证明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建树，目前这一结论只能建立在历史的直观经验上。 <br>　　9 蒋百里，《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出版，第３页 <br>　　１０公元前４９４年的雷特岛海战前，希腊舰队指挥官菲奥卡安·狄奥尼修斯曾在作战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见《希罗多德历史》第４０６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６月第一版）。无独有偶，公元１９０５年，对马海峡之战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发出的战斗指令是：“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奋励努力。”（见（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７１页，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第一版）。虽然相隔如此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对海上决战的认识如此一致，反映了海军决定海洋国家命运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像。 <br>　　１１汉尼拔从西班牙经高卢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此举历来被军事家们叹为观止，利德尔·哈特把它作为“间接战略”的典范之一。（见《战略论》第三章《罗马时代的战争》，第３８页，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月第一版）。但从海权角度看，汉尼拔合理的进军路线应从海上直接在意大利登陆。由于埃克诺姆斯海战后，迦太基丧失东地中海制海权，才被迫舍近求远，并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参见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第１５页至第２２页，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第一版）。 <br>　　１２富勒(Ｊ·F·C·Fuller)认为：“从精神上来看，它（勒班多海战）却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战，自从１４５３年以来，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是一直笼罩在恐怖的黑幕下，现在已经被卷开了，它使整个基督世界认清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土耳其不再是无敌于天下的。……，勒班多一战打破了土耳其权力的基础。”（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１卷，第５９０页，军事科学院，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１版。） <br>　　13 富勒著、钮先钟译，《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３７页 <br>　　14 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认为：古代中国是马克思意义上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见该书第１１７页，商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一版）。作者从生存状态与海军关系出发，将中国水师称为“亚细亚型海军”。 <br>　　１５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对大规模治水工程与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把治水作为考察、分析中国古代文明聚焦点，笔者深表赞同。<br><br>　　１６杨彦杰先生认为海上商业利润的收入是郑氏集团维持军队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估算出郑成功在较长时期内，仅海外贸易一项，每年获利平均２５０万两白银。军队总数以鼎盛期１５万至１８万之间算，每年开支约在三百至三百六十万辆之间，按平均算，商业利润占其军费总额７５％。（见《一六五Ｏ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１版）。另外，郑克晟先生认为郑成功的军费来自三个方面：一、以厦门为主的外国贸易船只进口税，二、台湾对外国船只的进口税，三，郑氏自行经营的海外贸易收入（见《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 <br>　　杨彦杰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成果为我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br>　　１６特别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亦商亦盗的武装船队也同样具有西方海军萌芽的色彩，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海军最初大都从亦商亦盗的武装商船脱胎而来。由于“成者王侯败者贼”已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王、徐等辈被看作没有“修炼”成精的海贼，而他们同郑氏集团实际区别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br>　　１７清军没掌握制海权前，郑氏集团屡以借口，拒绝招抚，最初清廷将泉州府划给郑成功驻军，后者嫌小。清廷增以漳、泉、潮、惠四府，郑成功又提出：“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见杨英《先王实录》）。以后清廷允许郑经“不剃发”和“照朝鲜例”，但郑经又在海澄问题上纠缠，导致谈判破裂。施琅在澎湖击溃郑氏水师，夺取台湾海峡制海权后，郑克爽和主战派人物刘国轩立即决定投降。这一现像也说明：郑氏集团的覆没非常类似西方海洋国家与海军共命运的特点。 <br>　　１８汉、唐、元、都曾建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似乎亦有海权意识。但同根植于海上贸易的西方国家相比较，区别在于：我们仅在军事层面上来理解海权的重要（也只能在这一层面来理解），西方人不仅从军事、更在于从生存权利的层面来理解海权的重要性，完整的海权意识当包括后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有海军而没有海权意识（但郑氏水师除外）。 <br>　　１８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同生物演化一样、是整体的，不可能只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事。（见（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第３页。） <br>　　１９郑成功处理战败的荷兰人时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商业理性“。农业和游牧社会出现的屠城和大规模杀戮，从根本上讲源于强烈的生存空间意识，它使人们的冲突带上“有你无我”的性质。商业社会的基础是协作，当双方构成互相依赖的贸易关系后，虽有冲突，但彻底毁灭对方并非明智之举，而意味着自己断了的一条生路。这或许是“商业理性”的特点。郑成功的宽大与其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宽大为怀、仁慈有加”的传统道德行为，不如说是按“商业理性”行事，荷兰人毕竟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br>　　２０１５世纪的列日是生产当时最先进火炮的城市，几次军事占领都使生产中止，军队一旦撤出就重新恢复生产，这意味着：当工匠和资本家无需按西班牙和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欧洲的统治者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的产品。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君王也必须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当时类似列日的地方欧洲还有几十处（见《竞逐富强》第１１３页）。这一现像表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原则首先的军备生产领域获得突破。<br><br>　　２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第１版、第５页。附带一点，这本近６０万字的著作虽然对明清时期内陆农、工、商的情形作了细致的梳理，但对闽、浙沿海的海商现象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讨论。 <br>　　２２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７页。<br><br>　　２３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殷译《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第二章《中国称雄的时代》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８页 <br>　　２４同上，第７０页，第１２５页，第１４６页。 <br>　　２５同上、第１０５页。 <br>　　２６《汉书·食货志》 <br>　　２７《史记·吴王濞列传》 <br>　　28《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br>　　２９汉书·食货志》。 <br>　　３０汉书·食货志》。这里要特别指出：汉武帝时，战争升级与打击商业势力成正比关系，与商业衰弱成反比关系。 <br>　　３１阿诺德·汤因比把文明发展看成是一个“挑战和应战”的过程，这一模式在分析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时极有价值。金观涛、刘昶等中国学者学者已意识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对于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延续的某种必然关系。梅洛蒂、魏特、凯恩斯等外国学者则强调大型治水工程与中央极权的社会管理方式之间的必然关系。麦尼尔认为：“在亚洲，指令性动员使保持保持人类相互作用的原始模式得到了强化”。笔者在充分吸取上述观点的合理部分后，提出这一看法。<br><br>　　３２顾准指出：“认为任何国家都会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１８８４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打个欠身，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第１版。第３２６页） <br>　　３３《顾准文集》第３１５页 <br>　　３４《顾准文集》第３１９页。 <br>　　３５《顾准文集》第３２０页。 <br>　　３６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无论在时间顺序还是逻辑顺序上，都是从军事方面展开的，茅海建在堪称传世之作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以极其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揭示了１９世纪中国在军事上崩溃的必然性，以及传统文明解体的不可避免性，为我们准确理解那场战争和由此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并为后人汲取真正的历史教训，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令人信服的背景分析。 <br>　　３７所谓“外部力量介入”，我的理解是指类似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种能立即产生重大后果的“介入”方式和程度。但严格地说，从正德十二年（公元１５１７年）葡萄牙人与明王朝接触起，就已经处于外部力量作用下了，只不过“介入”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 <br>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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