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秋兄这几年的响动已是越来越大了。先是上了凤凰卫视，然后又主持了一个“晚八点”，到后来一本叫《作家曰》的书就出版了。《作家曰》实际上是“晚八点”的附产品，本来可能无意于出书，就像“寻欢作乐”的爱情，一开始可能并没考虑孩子，但孩子就问世了，也还水灵灵的。

《作家曰》就是这样一本“水灵灵”的书。它活泼灵动，并无更多雕饰，不需要从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过多转换，就像酒酣耳热的对谈，无所避讳，无所不及。古人讲的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的状态，其实更适合描述这样的对谈，纷纷扬扬，潇潇洒洒，智慧像水一样的任性流淌，其间又是满眼的性情。就是那种智慧和性情，让我们在这样一本书，这样一簇枝丫散漫的大树中，感受到让我们喜悦的绚烂与轻灵。野秋说，星期五的“晚八点”实在快乐，而现在这种快乐，这种无法忘记的快乐通过一本书得到复制和延续，那些读者虽没有亲历对话的现场，但也幸运地通过这本书成了缺席的在场者，同样地领受了一份快乐。

我们都说韵光不再，岁月易人，其实很多时候时间对人的改变可能被夸大了。比如说野秋到了快40岁的份上进了体制内，到了文化研究单位，以为他就要言归而正，潜心面壁了。可谁知道，才四、五年的光景，他忽然一个秋千又荡出深深的庭院之外，野性十足地重出江湖了。原因很多，但这些晚八点的对话以及由对话而成的《作家曰》暴露出一些秘密，那就是，梦想以及对梦想的忠诚会使人不离不弃，即使超值走了很远到了关键时刻，还会找回来时的路。野秋这一生恐怕也改不了他的文学忠诚。从大学时代就在大型文学发表小说起，那份文学的才情和光荣恐怕要贯穿终生，所以他拥有一帮作家朋友，他能为文学而彻夜长谈，他对文学的那种兴奋也同样传染给那些作家朋友，那些对话的嘉宾们。我能想象一个曾经一度远离文学的人又回到文学的那种孩子般的快乐。记得他在和作家麦家对话时看似对新提法“小说的纪律”饶有兴味，可谈了一会儿，又大谈起“所有的文艺都是从好玩开始的”。也许就是这种“好玩”的天性，才造就了这样一本快乐的《作家曰》。

与作家对谈，当然首先是文学，小说怎么写，什么样的文字比较残酷，怎样评价先锋写作，等等，书中那些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学一线的作家们的所曰所想，基本上就是一部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不完整的附本，那些被关注的命题其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些谈话中找到“印记”和“回声”，关心和热爱文学的读者们尽可以在对谈话中过足一把文学的瘾头。然而，这里要说的是，通过这本书让我们所感所思的不光是文学，作家们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敏锐的触觉，尽可以使我们获得“一揽子”的智慧与知识。这些对话，与其说是文学的，倒不如放大一点说文化的，它启示我们的，也许不仅仅是小说怎么写的一类问题，更重要的我们如何判断当下的文化处境，以及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态度。书中有野秋与苏童的一段对话，苏童反复说到“香椿树街”，认为这可以是一生的追忆，一想起当年住的房子正好是现在的马路中间，“真是一种凄凉的感觉”。而野秋对比所用的比喻可谓生动，他说，“所以很多城市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但在我看来日新月异的城市才是可怕的，就像你每天早晨醒来面对的家人，一天一个面孔，那太恐怖了。”就在变与不变之间，我们所探寻的就是那些自处的方式。当然，说起过去有点感伤，而野秋与作家的对此又给了我们一种信心。比如在谈到国产片的困境，好莱坞的势不可挡时，野秋忧虑如何突围，而作家杨争光则信心十足，凭着他“触电”的成功经验，他相信，也许政策对头好莱坞就移到北京了，或者是移到深圳了，他的话叫一个生猛，“机会来了，向前冲。”

以上说了什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向野秋和他的作家朋友们致敬，毕竟《作家曰》这本“好玩”的书，让我们亲切得像听到隔壁人家人气十足的响动。

史华慈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孔子的还有任何没有说过而需要再说的吗？”而事实上，这一提问有点自我设坛的意思，即不问也得说，所以，难怪金耀基先生开玩笑说，“显然他自己觉得需要再说，并且说了很多。”

对孔子有话要说，并且说了很多的，岂止史华慈教授，简其是大有人在。不要说文章了，演讲了，就是讲孔子的书，恐怕也汗牛充栋。当然，如果说也就罢了，借说孔子而浇心中的块垒，借说孔子而渲泄多余的想象，恐怕更是让人感慨良多。事实上说来说去，尤其是遭遇复杂特殊的时代情境，受伤的却总是孔子。这些伤害孔子的话语事件乃至政经大事，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现象，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号称中国文化总设计师的孔子，更是惨遭修理，仿佛“焚书坑儒”的千年之后依然“此恨绵绵无绝期”。

百年中国从其一开始，就是带着一种创伤记忆来言说孔子的，一个曾经强大的民族衰败到了任列强欺凌宰割的境地，难免会在心中积下太多的怨恨，而这些怨恨会反过来落实到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孔老夫子为人格象征的千年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于是，就有了五四时期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吼声，而这一吼声也传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反传统的“文化热”中，孔子再次成为批判的焦点。当然，这中间如果要说到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的话，那更是有让孔子“遗臭万年”的冲动。在一个文化与国家政治有太多关联的年代，对孔子的讲述已经成为整个国家关怀、国家叙事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体现在文化态度上就是对孔子的“去中心化”，把孔子从文化的中心地位拉下来，在西学渐进而国学渐退的所谓现代浪潮中，推动孔子学说、孔子思想的边缘化，似乎成了一种集体现象。

而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最近的一个时期，对孔子的讲述却又是另外一幅景象。首先是电视传媒，央视“百家讲坛”以孔子为题开坛设讲，于丹老师也因此红极一时；其次是畅销书，一批讲孔子讲《论语》的书在图书销售排行榜上纷纷占据显要位置，为出版社带来滚滚利润；再有就是娱乐圈，名家大腕以“孔子”扮相粉墨登场，孔子的私生活也添油加醋地成为影视的想象资源。与上一次孔子的“去中心化”有所不同，这一次孔子想象与孔子话语应该说是与商业机制、大众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孔子从文化资源转化成了商业资源，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消费孔子中想象孔子，孔子越来越人间化，恢复了可人一面，恢复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这也许可以说对孔子的“去神圣化”，千年以来的至圣先师不再是板着面孔，既可以教人也可以娱人，既可以被崇敬，也可以被消费。

单是百年以降，同样的孔子，却是不同的谈论、不同的境遇，这不能不让感慨其间的复杂流转与特殊因缘。也许史华慈教授的问题得转换一下，不是需要不需要再说孔子，而是怎样说孔子，说出一个什么样的孔子，这也许是关键。最近听说深圳在策划推出一部以《人文颂》为名的儒家文化交响乐，单是一部文字解说本就几易其文，反复推磨，这其间倒是传出让人欣慰，给人启示的信息。那就是，以全球化的世界为背景，以价值建构与输出为目标，以民族复兴为依归，以弘扬儒学为根基，重新解读孔子，并通过解读孔子，清理由传统延续到今天的人文路径，打开面向世界的文化窗口。

针对面向孔子的“去中心化”与“去神圣化”的两次文化取向，在谈论孔子的新的历史情境下，倒是应该有新的方法和使命。也是两点，一是要在对孔子地位的恢复中重建一个民族的信心。百年中国是从千年文明的颓败开始的，因为颓败所以失掉了自信心，所以产生了怨恨，所以转化成了对孔子的隔着千年的批判。而今天，我们对孔子的地位的恢复，就是要讲出一个道理，孔子的思想及传统并不必然导致中华文明颓败，相反正是孔子所说君子不可不弘毅的舍命担当，一个颓败的民族又重新站立，世界又开始把期望的目光投向中国。今天我们谈论孔子，就是要通过这种谈论建立我们的勇气、信心并诠释对于未来的希望；二是要在对孔子学说的弘扬中重建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并直接导致了今天社会物质基础丰裕和国力的强盛。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交换关系越出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道德领域扩散，以至造成了某种价值的真空和道德的失范，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知识界推动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针对这种社会及文化现状而言的。今天谈论孔子，就是要在接续儒学的传统中，恢复人文的尊严，并且将人文精神薪火以传。不是以娱乐的态度去消费孔子，而是以崇敬之心去聆听孔子，将圣贤之言带入生活，融入生命，并由此创造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和人文化的世界。

深圳的《人文颂》的策划和设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喜可贺的文化选择，特别是对于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城市，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城市，这种选择更是体现了一种自觉的文化担当。我们有理由作出期待。

这本书的名字一开始好像是叫《不一定要有会飞的翅膀》，说的是关于孩子教育问题，是对“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说法的反拨，有点反英雄主义的意思，与后现代的文化主张倒是有一些暗合。但跟着问题就来了，想当元帅有什么不好？再说了，翅膀就是飞的，不飞你干嘛长翅膀？就这么说清楚和说不清楚一路下来，就对书的名字有了犹豫，同时也深感在一个望子成龙的文化中，还是深埋着一些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种子，它在对开花结果的梦想中有一种近乎顽固的意志力。也因此相信，后现代主义在一个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家，是难以成为主流的。

书名后来叫“全球化的烟花”，是我的朋友魏甫华的建议。当这本书自己都有些信心不足的书稿还是清样的时候，他勉为其难地成为通读全书的读者。办事认真的甫华兄用潦草的笔迹写下了好几页的建议，其中不乏精当与独到之处，但落实下来影响最大的大约还是书名的改动，他坚持认为叫“全球化的烟花”好，并列举出好几条理由。也正是这种坚持及理由，使这本书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比喻，但看上去有一点理论感，还有点诗意闪烁的味道，也就不再去想什么“翅膀”还要“飞翔”之类的问题了。

“全球化的烟花”其实是我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对贾樟柯的电影《世界》的一个评论，好像是北京世界公园的场景，在朦胧的月色之下，一个来自乡野的打工青年，在遭受着城市繁华与闹热的冲击之后，以一名保安的身份，骑着大马，巡视在仿造的艾菲尔铁塔旁，远处的天空是升腾着的灿烂的烟花。这个情景让人难忘，虚荣背后的忧伤构成如此复杂而强烈的情绪体验，以至于这篇名叫“全球化的烟花”的小文章一直都没忘记，并且也收入了这本集子。而用这篇文章的名字作为书名，倒不仅仅是因为情感上的这种撞击，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字所含的深层意思，恰恰与全书的“意识形态”发生着联系，仿佛是起着一种总体化的象征作用，而这篇短小的自序，就是要对这其间的联系作一个必要的交代。

这本书实际上是对我诸多小文章的一个结集，这些小文章是在不同的时间陆续写成，也用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媒介上。这些文章看上去也没有什么联系，又大都是过去多年的作品，所以当初在编辑成书稿的时候，也少有出书的那种神圣感和激情。但“全球化的烟花”这一名字恰恰在偶然之间为这些小文章找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找到了一种所谓的“时代精神”。记得我的上一本类似的集子是在1999年出版的，叫《别处的家园》，主要是讲与深圳这座城市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联系，同时也对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化现象作一些解读。而这本新集子中的文章，回想起来，清一色地是在2000年之后写的，统统算是新世纪之作。2000年当然只是一个时间节点，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含义，但值得关注的是，大约就是在2000年前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被作为想像对象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开始成为大规模的生活“真实”，那些在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的现代符号和流行物品彻底地改变着一个国家的生活场景，并逐步构建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尤其要说的是，随着2001年中国的入世，开放的中国已经逐步融入“世界图景”，而全球化之风劲吹，使得全球化的渗透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处境，而一个国家的问题也同时成为了全球的问题，这种双向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性构造，对我们认知世界的思想和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以至于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必须同时联系着全球化的实践。包括全球化所带来的希望与悲悯，以及对幸福的重新诠释等等，都已经成为2000年以后必须关注的文化现实。也许书中那些小文章会在点滴的感喟中，会稍稍触动了全球化影响下的时代神经。

当然，作为逐步完成着的本土化过程的新移民，与深圳这座城市的联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集子中的那些文章自然少不了对深圳正在发生着的人和事的论评，当然不会是漫无边际、指东打西的语词狂欢，最后落脚点还是到文化上。但与《别处的家园》中对新家园的欣快体验有所不同，深圳既内在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思考与写作的空间。这其间也许就多了些更有责任感的批评。

如果这些不新不旧的文章能使读者朋友若有所感，若有所思的话，自然就大喜过望了。

历史老师袁腾飞的走红，不过是央视“百家讲坛”推出的又一拨高潮，而袁腾飞本人则是这一拨高潮中被发现或者说被制造出来的又一颗明星。“百家讲坛”在当初的红火后，一度有点审美疲劳，而今天袁腾飞的异军突起，算是疲劳之后的新一轮的出发及火热。

对于传媒来说，争议越大，则影响越大，批评倒真的容易成为帮忙的行为，甚至为了做出影响有的还故施苦肉计，找抽找骂，以吸引眼球。对于“百家讲坛”来说，这一拨围绕袁腾飞的纷纷扰扰的争议，反倒是乐见其成，就算是为度过疲劳期的讲坛做个大广告罢了。然而，从今天的文化观察来看，这些争议显然又不仅仅以炒作视之，以小见大，倒是让我们思考在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如何进行文化的建构和推广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围绕袁腾飞的争议有一定的典型性。

对袁腾飞的争议，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我想并不是所谓要娱乐还是要学术的非此及彼此的选择问题，而是学术与娱乐在结合中如何坚守自己的底线问题。并不是从袁腾飞开始，百家讲坛才开始以“说书”的方式，去讲史论道，其实，百家讲坛改版伊始，就已经在把学术大众化、把教授明星化，此前的易中天、于丹们就已经沿着这个路子走得很远了。所以把学术作为大众文化资源进行开发的问题，争议早就有了，并不要等到袁腾飞的出现才能说这个老话题。况且，百家讲坛这种把学术大众化，把历史故事化的方式也未必不值得肯定，至少，通过这个平台，学术走出了高墙大院，离普通百姓更近了，离生活更近了，也有利于在全社会推广求学问道的风气。把高端的学术文化带入世俗生活层面，对改善今天的文化生态也有诸多积极意义。所以，对袁腾飞的争议显然是另外一个问题起作用，那就是“是否学术”的问题。

前此对“百家讲坛”的争议主要还是学术要不要大众化娱乐化的问题，而到了袁腾飞，问题的核心在于，百家讲坛还是不是学术？尽管此前有人也批评讲坛的明星，但基本上还是承认这些教授们以学问作底子里，只是不该以这么一种方式来讲学问，比如对易中天、对阎崇年，人们怀疑的是其讲学的方式，对其学问还是有必要的敬意的。但对袁腾飞，质疑的不仅仅是他讲学的方式，更在于认为他抄袭，他编造，是没有学问进而误人子弟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袁腾飞成为网上拍砖的主要对象。尽管他讲的“两宋风云”，涉及的史实史料，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至少从网友列的清单看，确实存在着不少基本的史实错误，有些属于“硬伤”，错得不容置疑，这就使得袁腾飞在一些网友看来不可原谅。人们对“百家讲坛”讲史论道的方式可以包容，但对这种无知和硬伤却无法原谅，讲坛毕竟是以知识学问为底子的，怎么讲解学问可以有自由，但必须要有学问作底子，这是讲坛的底线，也是演讲者的底线，这个底线不容逾越。

王蒙曾经说过，作家要拿作品说话。推而广之，老师也要拿学问说话。不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大话，至少老师是干知识活的，是吃学问饭的，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概括了老师的职业特点。如果没有学问作底子，何来传道授业解惑呢？远的不说，至少对不起老师的饭碗，没有一个职业的基本操守。上了百家讲坛，当然可以成为明星，甚至变成大腕，但首先是老师，讲学问，求知识是基本行为。讲师道尊严，根本还在于拿学问说话，以知识赢得尊严。所以，对袁腾飞的争议，关键不在于老师是否可以成为明星，而在于老师首先是老师。从这种意义上讲，只要上百家讲坛，首先应该是有没有学问，然后才是如何讲授这些学问，否则的话，老师就不成其为老师，百家讲坛也不成为学问讲坛了。

在一个信息爆炸，生活方式可选择性无穷之多的时代，作为高端的学术文化必须要创新传播方式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影响时代，但是，并不能因为要扩大影响而使学术文化自身丧失了内涵和品位，只有首先有了学问，然后才谈得了影响社会。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那就得不偿失，反而失去了学问。这是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否则就会斯文扫地，师道不存了。这一点不光老师们、学者们要反思，大众传媒也要反思，毕竟媒体作为公器，需要承担公共责任，包容文化的责任。

导演胡玫语出惊人的一番话惹起了争议，她说，周润发出演孔子也是“先人孔子的幸运”。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胡玫，说这是对周润发让人汗毛倒竖的吹捧，说这样的吹捧是宇宙罕见。言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对周润发的吹捧就是对先人孔子的贬损，是有辱斯文，有浸圣人的。

其实，胡玫这样的话倒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大惊小怪，大惊小怪的反倒是这些扑面而来的批评，其愤怒、其严厉大有把人一砖头拍死的意思。为什么要这么觉着呢，道理其实很简单，胡玫是在做广告，而广告是必须要说出一番极端的话才有震撼力的。而这个广告中最大的卖点是周润发，他是大牌，是亮得耀眼的明星，周润发站得高，像孔子一样甚至比孔子还要光芒四射，这部以孔子为名的电影才会有票房，才会收回大把的银子。否则的话，没有明星效应，没有媒体喧染，拍得再博雅深沉，恐怕也可能是票房的毒药。

电影从其诞生之始就是以工业的面貌出现的，它与个人性的文学写作不同，它是以厂房、大机器、专业人群为基础的，而且是大投入，甚至是上亿的资金投入。因此，电影必须要象产业一样运作，真金白银的投入是必须要讲真金白银的产出的，正是这样的核算决定了电影必须把利润当作重要的考量标准。要利润就必须要票房，而要票房就必须要有明星，要有大众宣传，要有小报式的新闻炒作，要有夸大其辞的自我吹嘘。所以胡玫作为必须要对利润负责的导演，由她来做广告是必然的，夸大其词的目的就是推销，从本质上讲跟卖瓜卖酒没有多大区别。现在卖瓜卖酒式的广告太多了，说白了你不可能事事当真，事事较真，否则会有倒不完的胃口，光恨都来不及呢。其实拍孔子的电影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商业路线，赶孔子热，国学热的这班车少不了有借开发再生的流行资源以赚取利润的想法，而借周润发、周迅这样的大牌造势，也是为了利用崇拜心理吸引更多的公众。所以，从选题到选明星，再到推介上的所谓“吹捧”，无非是一以贯之的商业路线起作用。

至于说周润发本人，倒在这前后有其可爱之处。他说签了戏约就要老老实实地演，睡觉、上厕所都用他的糟糕的普通话念对白，这是一种职业精神。而他说不戴任何光环去演也有他的说道，他认为孔子要有教育意义又要有味道，这样才更吸引人。其实，把孔子从神还原为一个人，本来就是需要的，不必一定要“道貌岸然”、“峨冠博带”的样子才能说孔子，敬重一个人并不就一定就选择下跪的姿态。而孔子只有当他像一个人一样地有乐观的时候，有沮丧的时候，有庄严的时候，有狂喜的时候，才会更真实，才能更让人们接近，才使我们对那种庸常生活中的高贵的坚持抱以更深的敬意。

胡玫说周润发出演是孔子的幸运，这话有点把小的说大了的意思，好在也只是广告，不必当真。周润发说不戴光环去演孔子，有点把大的说小的意思，但作为个人真实的想法，倒可以让我们有所思考。

    国人已经越来越多地诟病英语在当今文化生产和身份建构中的"霸权"地位，评职称要英语，有没有知识要看英语，甚至是否有开拓精神也要英语水平来体现。英语在增加荣耀体验的同时在生长着它的反面的感受，即厌倦和怨恨之感。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现象是，汉语却随着国家地位的上升而不断展现出迷人的语言魅力，越来越多的洋学生把中文作为选择的专业方向，并且把会说流利的甚至带有京腔的汉语作为骄傲的文化资本或身份资源，而许许多多类似于"托福"或"GRE"的汉语考试也要变成语言研习或志在必过的课程。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语言地位的此消彼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地位起起落落的象征。实际上，就在人民币作为全球通用货币的提议日益成为世界金融危机压迫下的主流声音之前，汉语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自己的拓展历程，并有望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通用语言。所以，当务之急的是，必须重建母语的信心，要让母语成为我们为之骄傲的文化之源。而对汉语的信心背后，其实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信心。语言其实就是文化软实力较量的一个战场，它的强大与否，首先应该来自于对这一语言的信心和敬重，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达人"，才可能影响世界。而在回望百年中国之际，母语信心恢复的过程是充满艰难和挫败的体验的。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曾经生长出对自身传统、自身文化的无限怨恨，而怨恨之焦点无疑又与语言有关，像钱玄同等一代五四名将提出的废止汉字的主张，可谓登峰造极。如此神伤的母语体验，其实在一个国家的强大中一点点得以修复，而在今天，重建对母语的信心，已成为中国融入世界进程中的必要的文化态度。我们不妨继续把英语学习和考试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能否把母语能力纳入考试和职称制度，未尝不更值得深思。

    当我们把语言放置在文化的视野上来考察的时候，我们讲的恢复汉语的信心，就是恢复与之深深勾连着的文化传统。传统有复杂而多样的内涵，而从母语的人文意义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典雅，千年的文化在汉语之流中的丰富沉淀，使得典雅成为汉语与其他语言有所区别的重要表征；一个悠久而未曾中断的文明以及不绝如缕的文人传统，在典雅而生动的语言气象中找到了它的尊严和博大。如果说重建母语信心还只是第一步的话，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恢复汉语的典雅的传统。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进程中确实在自我更新甚至是自我革命，而这些求新求变之举也确实拓宽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和空间，如口语进入书面文字，曾经引起一场文学的革命，如汉字的简化，曾经使母语的书写更为便捷。但问题在于，汉语的典雅也在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损伤，比如，过度的口语化而使文字的表达有了过强的随意性；过于西化的句式使得语言之途凭添了一些曲折而劳神的迂回，等等。而讲的修复典雅，无疑是让我们与那些经典的文言世界再次相遇，并从神圣的人文之源中汲取养料。曾几何时，我们希望读书能真的回到"读"的行为中来，在吟诵经典中，回味典雅带给我们的满口满心的馨香。

    当然，今天的挑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比如说互联网的世界使得汉语与网络语言相交错，而急剧变化的世界和社会阶层的剧烈变迁，又使得这种网络语言更加随意甚至更加暴力。确实需要对网络语言进行规范，以使之克服被不断强化的随意性，但更重要的是，对网络语言的整治应立足于人文的立场，即，使之更加清洁，进而更加典雅，唯有如此，互联网的世界才会加深着其文化的底蕴。唯有典雅的网络语言，才可能有典雅的网络世界。放大一点讲，我们的人际社会，我们的全球化世界，其实也是在语词的密林中，期许着典雅之途。

讲读书，我们必须要理解那些让我们深感吊诡的种种特别之处。当我们讲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事实上书也在看我们，评选出影响中国人30年生活的30本书，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最能准确地折射30年中国经验的30面镜子。正是这些书所铺就的路，引领我们走过这无比丰富又无比坎坷的30年，我们读过的书又以别样的方式回到我们自身，讲这些书就是讲读这些书的人，书与人的故事就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当我们讲我们读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读”的最初含义，读书变成了沉默的内心事件。然而所谓的安静，并不是完全无声的，它只是把声音近乎固执地藏匿于内心的深处。表面的安静的阅读背后，是内心世界的席卷而过的风暴。30年阅读生活也许并不夸张到要惊天动地，但回望之间，已然听到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的回响；当我们讲读书是个人行为和私人故事的时候，而又是这些看似并不联系的读者们，近乎默契地通过阅读行为展示着经验的“家族相似性”，这种状况让我们有些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所谓的私人写作，看似每个人左手抚摸右手似的一厢情愿地沉入私人经验，而事实上，我们却惊人地看见了从八十年代的的稚嫩的激情向着九十年代成熟的内向所作的集体转型。个人写作及相应的个人阅读，在其自我宣称的丰富性背后，恰恰是不约而同的整体性。

如果说30年中国变化之大者，显然不应该就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乃至灯红酒绿。人是时代的主体，30年最大变化应该就是中国人的变化了。而人的变化又基本上是从阅读开始的，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本书严重地讲就是一生。因为一篇文章而离家出走，或者因为一本书而深陷情网，这样的阅读故事几乎比比皆是。那么，读书对中国人在30年中最大的影响又是什么呢？从读书最本源的意义上讲就是求知，一个人从读书开始逐步走出蒙昧，进入智性的人生。由此而论，30年的阅读生活对中国人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启蒙的任务，国人通过阅读实现了用头脑走路，学会了理性地生活，并且在各个方面开始启动自己的思考能力。虽然读一本萨特的《存着与虚无》并不就真的理解了存在主义，但至少中国的读者会直接地想，你的生活是你造就的，生活的意义是你给定的；虽然一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并不就真的让国人理解明史的丰富性，但至少让人懂得，历史可以像故事，甚至比章回小说还像小说，好玩但又沉重，等等。这些阅读故事，让人们获得的是面对人生和历史的方式，可以有另外的把握，可以有自己的心得。读书使国人在30年中踏上了智慧的人生之路，而那些无所不读并随之无所不想的年轻人，因为自己所获得的思考能力而把自以为是的偏见与骄傲写在脸上。

30年间无数个人的阅读生活如果讲体现了一种整体性，那么这种整体性最直接地讲就是个人阅读的国家品格。当一个民族在30年之始以一种巨大的知识焦虑投入到书本世界中的时候，个人的要求反而是以国家的身份出现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曾经是那个年代的最强音，解答哥德巴赫猜想，与聂卫平横扫日本棋坛的连胜，与中国女排的称雄世界都同样地让一个民族体验骄傲。个人阅读的国家意义使日常的阅读生活获得一种集体的神圣性，当体育与文化这些象征性极强的领域成为国家关怀的主要表征时，读书活动也必然地与国家命运发生着牵连，那些曾经感动过一个时代的诗句，象“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祖国，我是你簇新的黎明”等等，也成为30年阅读最激动人心的记忆。就是到了今天，讲全球化的命运的书，讲金融海啸的书，讲远东的二战历史的书，讲汉唐气象的书，都是读者关心和喜爱的题材。一个曾经失败如今正在崛起的民族，积累着太多的苦痛与梦想，而阅读也成为一种恰当的承担。

说起阅读与生活的联系，在这30年中，最值得的关注就是阅读极大地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并且使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阅读在这30年中首先是以功利的面目出现，当财富和新的梦想向着每个普通人招手的时候，读书的首要目的就是寻找向新生活靠拢的最佳路径。高考制度的确立更是为功利阅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学位论评、职称评定等等事关房子与票子的世俗考量，又无不改写着“读书无用”的老话，读书大到使国家振兴，小到使生活富足，这些可爱的合目的性，恰恰是阅读改变生活的最初动力。那些生于荒僻乡野的读书人，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穷苦书生，正是在书本的召唤和知识的阳光照耀下走向城市，走向耀眼的人生。其实，讲读书改变人生，还有一层意思在于，通过读书，通过密密麻麻的语词的世界，国人的视野被最大限度地拓宽了，讲世界是平的，讲世界变小了，大约就源于知识与信息以书刊的形式在全球的空前的流通。通过阅读想象或体验那些遥远的世界，使平凡人生具有了无与伦比的丰富性。30年中国人知道的一切也许超过了以往的世世代代。尤其是好奇心驱动下的阅读，使“知”与对“知”的谈论，获得休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愉悦与欣快。功利阅读极大地改变了人生，而休闲阅读又极大地丰富了生活。

对于一个逐步“现代”起来的社会而言，30年的阅读只是开始，而对此所作的回顾，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为重新出发及再度阅读而作的准备。

在一个有着敬惜字纸传统的国家里，读书行为也因此有了某种神圣性。大到视为经国之伟业，小到仿佛把玩于手的雕虫小计，但凡一书在手，字里行间都存着不俗的气息，所以讲书香弥漫，讲一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然而，这一切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则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最显著的特征是，读书越来越有些去神圣化了。那种读书救世的急切抱负一天天远离读者，那种从书本中求得为人生的高远之志已经一点点地消散了。放眼望去，书本的世界已是深深地浸泡在俗世的快乐中。你想煲最好的汤让老公满意，有书会告诉你；你想让自己保持最好的身形，有书告诉你；你想成为床上健将，有书告诉你；你想走入酒吧的灯火，有书告诉你；你想给暗恋的女生写出一箭穿心的情书，有书告诉你，等等。这些被称为靓汤秘诀、酒吧地图、性学大全、情书圣手等的图书，已经使书本的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世俗生活成为读书看报的主题，对世俗生活的享受而不是拒绝，沉湎而不是远离，使书香浸浴着太多的人间烟火，去神圣化在这样一个世俗生活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成为读书的某种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书城的出现，它使传统的新华书店一举汇入超市的宏伟空间中。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当图书的稀缺性在茫茫的书城的海洋中消失之后，我们看到那种因稀缺而起的知识饥渴也遁于无形。书城标志着一个图书过剩时代的到来，而徜徉于书城也有了休闲自在的从容之感了。特别是书业与餐饮业、游戏业、服装业相互交织，共同组织成一种所谓的文化Mall的时候，买书读书更是显示出休闲的本色来。书的精美的设计，与服装的靓丽型款，餐饮的巧立名份，等等，一起显示出“物”的可爱与迷人，而就是这种恋物的迷情，使那些无尽的剩余时间获得了苍茫的丰富性。休闲阅读稀释了读书残存的一点神圣性，并使它彻底地在俗世中沉入梦乡。

阅读行为已经全面进入俗世生活的领地。吃喝拉撒这些种种的俗世生活几乎都有书可写，有书可读。如果说这是阅读扩张的话，那么其背后实际上是文化的扩张。文化以空前的规模进入物质生活的领域，物质生活前所未有地被文化化了。吃饭有饮食文化，如厕有厕所文化，穿衣有服饰文化，开车有汽车文化，住房有居住文化，就连喝酒都有了酒文化，性爱都有了性文化，而所有这些文化都能在相应的出版物中找到见证，而阅读这些出版物，世俗生活的合法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是世俗生活推动了写书读书的去神圣化，而这些在文化扩张名义下出版的图书又反过来加剧了生活的俗世化。文化扩张带来虚幻的意义的气息，带来飘浮的精神的浮云，使世俗生活在一种自以为是的提升中更加名正言顺。没有文化扩张的潮流，阅读的扩张也会寸步难行。日常生活在文化扩张和阅读扩张的不厌其烦的“花样”中仿佛就已经与沉闷无聊告别。

如果说文化扩张在休闲阅读中造就了一个庞大产业的话，那么畅销书就是一个典型的表征。就像流行的服装一样，畅销书就是流行的图书。时装和畅销书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伪装的先锋性。所谓的“先锋性”是指见解上的某种与众不同，品味上的某种超凡脱俗；而所谓的“伪装”则是指这种先锋性决不能被理解为义无反顾的背叛，它出走是为了回来，瞻前是为了顾后。它更像是一种便于辨认的姿态，在平均的大多数之外添加一点小小的激情，些微的抽象和看似多余的色调。畅销书的制造使阅读行为有了一种强迫性，它通过一种文化的定位使阅读想象进入预设的轨道，进入一种非此不可的逻辑。畅销书会在对话题的统摄中表达着一种强制性，它让我们用流行的方式想象生活，假定自身。从充满宫闱秘事的历史小说到暴露官场潜规则的反贪文学，从说书讲史的“百家讲坛”到有“心灵鸡汤”之称的哲学读本，等等，这些在新世纪不断翻新又万变不离其宗的畅销书，使阅读行为空前地进入流行文化的属地。你看于丹了吗？或者你知道清朝如何起家的吗？或者，你知道师爷是干什么的吗？等等。炫耀与顺从显示出畅销书阅读致命的两重性。而就在这些畅销书的生产与阅读中，我们看到了文化扩张所带来的以财富为目标的庞大的出版产业。畅销书制造出需求，又以需求为基础构建出一个自成一统的市场。

当阅读行为流行化、休闲化之后，我们发现浅阅读已在所难免。真正为了灵魂的需要去读书不再成为主流，随之而来，那些在畅销书导引下的阅读可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俗丽的浅薄的色彩。既然不以灵魂为依归，那它就只能是姿态性了。它更多地是在显示身份，显示时尚。读历史的书，可能不是为了了解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是想满足一点对历史的好奇心，满足于知道一点历史的文化身份。历史以及与历史相关的知识变成了消费的对象，变成了使我们快乐的源泉。而读哲学的书，则更像是在显示能够宏观把握人生的那种“深刻”以及由“深刻”而来的“虚荣“，不深不浅地与哲人对话或讲述自身独特经验，则成了一份成功人士特有的“文化资本”。至于能否真的读懂读透，则可能并不重要，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知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这些被古人视为读书向学之大忌的东西，不幸在流行阅读中大行其道了。特别是像网络阅读之类，一目十行，一阅千言，则是浅阅读或泛读的典型方式，好处在于我们知道了更多的事，而问题在于，在这些更多的事面前，我们几乎丧失了作为立身之本的思考能力。我们被告诉了太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也仅仅是事情本身而已，所能满足的可能仅仅是我们可怜的好奇心。

互联网在这个年代把阅读行为已经推进到无限辽远的边界。在这个知识与信息极大丰富繁杂的海洋中，写作和阅读都呈泛滥之势。在词与词之间，在图像与图像之间，你几乎可以像鸟一样飞行，也可以像鱼一样地潜入，你可以随时随地让世界分离你的阅读经验，也可以用拒绝和欢迎表达你的尊重、蔑视与遗忘。互联网使阅读行为有了同场演出的效果，几乎从来没有像互联网时代一样，全世界人可以同读一本书，同讲一个话题，这种共时阅读的盛况大有马克思说过的，地方的文学变成了世界的“文学”。与之相类似，一本地方书的同时就成了世界的书，共时阅读使一本书在世界每个角落，在不同读者心中同时传出回声。更有意味的是，也从来没有像互联网时代一样，阅读本身也同时成了阅读的对像，并且由此反复循环，看风景的人同时成了被看的风景。阅读不仅是作者和读者的对话，它也像是一个嘉年华，阅读成了及时的多音齐鸣的狂欢。

网络的世界还在扩大，流行的生活已然占据主流，休闲阅读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读书活动的主要方式。我们当然还是要提倡读书，但是，开卷如何有益，倒反而成了问题，这是我们在阅读扩张时代所必须要思考的。

手机已经无可挽回地、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了。无论是在依赖手机中埋怨手机，还是在埋怨手机中依赖手机，手机都已经成为我们理解生活、进入社会、想象未来的基本平台了。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手机对大脑、对神经系统会有可大可小的伤害，但这似乎丝毫也影响不到人们对使用手机的热情，或者说不是热情，而是习惯，因为热情的消失在这个年代变得非常容易，而要改变习惯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困难的事。而当手机的使用成一种习惯，一种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手机已经在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想象方式，这种塑造的力量甚至是根本性的，以至于它成为一种话语，在没有手机的时候，巨大的暗黑的寂寞和无处不在的不安会整个地笼罩我们。那么这种塑造和改变又是什么呢？

首先一点就是它使人们沉溺于无与伦比的私人性之中，但又无时不从私人性出发以若隐若现的方式与遥远的广大天际一线相牵。手机的私人性无与伦比，其间深藏着无数的隐情，或撒娇，或发狂，或逞强，或言欢，或哀惋自怜，都完整地自成一个世界，仿佛裸露的独白，在一意孤行地呈现自身。然而，对私人性的呈现同时就是对私人性的克服。独白是为听者而在的，没有听者，独白的意义将不复存在，当听者是如此被需要，以至于独白转身成为对谈。短信就是在独白者与听者之间的穿梭，最终又通过交谈而使听者成为知音与携手的战友。手机造就无数的“拇指一族”，他们以拇指为笔，尽情书写，让万千信息无所顾忌地飞越千山万水。哪怕是人声如潮，哪怕是万人如海，一机一人足以造就与世界无关的独特景致。然而，当个人越是沉迷于一已空间中的时候，他就越是沉迷于广大的世界，对自己的沉迷由此变成了由自己开始的出发。手机使我们在对自己的表达中逃避自己，我们作为主体通过手机获得了珍贵的间性。

其次，手机接听电话和发送短信功能的并存又使我们在手机这一方寸空间中同时体验真实与虚构的并存。所谓真实，是我们听到对方声音时感觉到的真实存在；所谓虚构，是我们在显示屏上看到短信文字时对对方语气、神态进行猜测的虚构。走在街头，你若看到一个年轻女子一边走一边痴痴地盯着手机屏，既而露出春天般舒心的微笑时，你便可知手机那一端牵着的十有八九是女子的情郎。那莲花一般绽开的笑容让虚构的、飘渺的爱情展露成了街头上最曼妙的都市风景，亦真亦幻。这便是那不在场的文字为我们提供的想象的余地，还有那说不尽的余韵袅袅。而听筒中在场的声音呢？这先于文字而存在的声音，则在语气的轻重缓急、分寸拿捏上给定了一种现场感，成为一种具有确切意义的鲜活的存在。所以，情人们情到深处，往往会在你来我去的数条短信之后经不起思念和确切感的诱惑，抛开那制造莲花般爱情微笑的短信，用一条“亲爱的，我想听听你的声音”完成真实声音对虚构文字的最终背叛。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那貌似敦实、沉默不语的手机本身。当一样东西能够左右逢源，将真实与虚构通吃之时，还有什么能阻止它的横行天下呢？所以，当你想爱而不确定爱一个人的时候，就给她/他短信吧，而当你确定爱上或不爱一个人时候，就让那或甜美、或冷漠的声音宣告最后的真相吧。爱情如是，其他亦如是。真真幻幻，是手机的七十二变，亦是整个人生。

当一些自视为主人的手机使用者还在人生的扑朔迷离中摸索折腾之时，另一些人则已将手机奉若挚友，与之同生同在焉。这里，便出现了手机的消费性与功利性的辩证关系。对于这些人而言，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联系外界、沟通他者的工具，是一个使独立的个体与他人联合成一个社会团体的契机，而在另外的意义上则成为个人逃离社群、逃离他人的盟友。例如，公共场合的候车席中，当你不想与坐在对面的、甚为无聊的、呆滞的目光对视之时，你可以选择摆弄手机来制造属于自我的空间；两个原本亲密的人产生怨怼而又尚未破裂之时，或不便起身走人而又不想首先开口失了颜面之时，手机正好又能体贴地为你提供恰当好处的在场的逃离，逃离到手机电子游戏之中，手机网络连接之中，或者逃离到手机里存着的壁纸图案或照片里都好，就是要在这个充满紧张空气的时分告诉对方：不跟你说话我照样行！沉默啊，沉默，如今我们可以既不在沉默中爆发，也不在沉默中死亡，我们在沉默的手机盟友的协助下早已超越了鲁迅的警言，在退回到自我的逃离中让一切恩恩怨怨暗渡陈仓。我们在功利性地使用手机中履行着一个社会人的职责，我们又在消费性地把玩手机当中退守到自我的堡垒中，千万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除了你——手机，还有谁能让我们这样！

当一样商品以林林总总的名目、不可或缺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时，它便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内容中、生活方式中打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型塑着一种文化，命名了一个时代。手机时代，我们难逃“手机”的劫数。然而，好在我们还有辩证法，使我们还不至于完全奴化成“手机”的仆人，失去自我的主宰。手机时代，我们离不开手机，我们崇拜手机，但我们更应该有自知之明，明白我们生于何时、立于何处。理解手机，就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继而更是理解我们自身。

网络上最近在热谈一个叫“姚抄抄”的文学少年的故事。“姚抄抄”原名叫姚牧云，在校的女中学生，原来多次发表文学作品，受到多方肯定，但近日发现，其作品有抄袭之嫌，中外文学名家、大家都有被她抄袭的可能，就凭着这些抄袭之作，姚牧云同学得以多次发表大作，爆得大名。

作为议论的核心，姚牧云自然难逃其咎，以其小小年龄，其欺诈之举，其功名之心，着实超出公众的预期，因而公众的愤怒也非同寻常。姚牧云从抄袭被发现之前的“好孩子”迅速地滑落为抄袭被发现之后的“坏孩子”，好坏之间仿佛天壤之别，又仿佛一纸之隔，负尽恶名的“姚抄抄”恐怕再难从文学找回那份曾经的虚荣了。这是一个孩子的悲哀，她不得不为此“买单”，付出惨重代价。

然而，故事绝不仅仅到此为止。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的所作所为来讲，她当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要让她完全负责，似乎又有失偏颇了。孩子们的事，总让我们想到教育的体制和观念，从而找到学校、家庭和社会必须要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甚至是更大的责任，唯其如此，关于一个孩子抄袭的悲剧故事，才会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才会让我们越过简单的愤怒去改良生态，创造更有利于生命成长的环境。姚牧云为什么要抄袭，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当全社会都在为她小小年纪就写出并发表诸多作品而喝彩的时候，她在收获无数荣誉的同时，也承受空前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她必须永远保持那种在文学面前的天才姿态，保持高产优产的能力，否则她就有“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嫌疑，就难以站立在文学和荣誉的云端。而这些，恐怕远远超出了她的天赋和支持文学创作所必须的人生经验。于是，抄袭就成了铤而走险的“险棋”，抄袭式的“创作”既“好”又“快”，但只是代价太大，风险太大。而如今，她收获的恰恰是不堪重负的风险和代价。

一个孩子的天才闪现，总是成为一种奇观，总是让社会喝彩。毕竟大多数的孩子还不具备那样的才华，所以这种举世之誉也不为过。早些年我们也这样为少年大学生喝彩，认为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就该有“真龙天子”的象，就该有成名成家的抱负和壮举。对于一个曾经因为落后而饱受欺压的民族来讲，对于一个把家族、荣誉习惯性地寄托在象征未来的孩子身上的社会来说，对英雄出少年无疑是有太大的期待了，就象看到暗黑之中稍早发出一点光亮的星星，就想当然地以为会惊喜地遭遇灿烂的早晨，象诗中所写的“从星星的弹孔里流出血红的黎明”。在渴望奇迹中渴望奇迹早早发生，这似乎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那些少年不得不背负着过多过重的英雄梦想上路了，抄袭只不过是在英雄梦想压迫下的转移之举，夸张之为罢了。

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孩子比西方的孩子压力要大得多，比如说功课要重得多，永远有做不完的作业，书包要重得多，永远有数不完的托付。其实压力大并不仅仅在作业上，压力大的关键是家长和社会把太多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而这些梦想对简单、幼稚、调皮而有些贪玩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不堪其重了。其实累就是这种重压之下的心理之累，而重压就是那些多余的梦想，那些一朝功成名就天下知的虚荣。其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校园里就一直流传着一句格言，即所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句话激励了多少平庸之辈可着劲的往前挤，往上爬，把青春的浪漫和少年的愉悦消耗在奔向名利的茫茫旅途中。一些稍微不那么平庸的人灵光一闪，即刻就被举世关注，即刻就被更大的梦想所包围，所压迫，于是更加地不堪，直到那点光亮被磨灭为止。

象姚牧云同学以其小小年龄就玩弄抄袭、欺骗之手段确实让人震惊，而一心渴望天才出少年、出大作家、出大艺术家的梦想的破灭也该让人警醒。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起那些小小年纪就势利逼人，就开始学“坏”的孩子时，说过“是他们娘老子教的”。姚牧云同学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更严重的是，家长们乃至整个社会不得不要为姚牧云同学负责。我们就是要从“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那句所谓名言开始，重新校正我们对生活的期待和对孩子的教育。只有当我们从内心里去除那些过于宏伟的多余的梦想时，我们自身以及孩子们才可能重新回到活泼而自由的生命状态，才可能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恰当的理解。

至少有两个方面原则我们必须教给自己也教给孩子。一是要诚实的活着。有多少光亮就照耀多大空间，我们相信，即使是一点小小的烛光，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把它扑灭，因此，小小的烛光有小小的烛光的尊严，只要它诚实而坚定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中负责任的闪亮着，它就跟太阳一样地值得关注。况且正是这种象小小的烛光一样的诚实的生活，让社会放心，让自己安心。二是要快乐的活着。活着并不是为了含辛茹苦，中国一向有乐感文化的传统，讲的就是生命要追求快乐的素朴的道理。一想到在西北那些黄沙弥漫的风中，生活只有粗茶淡饭的人都能在活泼的腰鼓舞中找到那份狂热和逍遥，我们会多一份对生活的反省。太多的名利，太多的计算会使我们不快乐，我们的物质越来越多，但不一定要使快乐越来越少。如果因为物质多了而使快乐少了，我们宁愿不要多余的物质，如果因为名利多了而幸福少了，我们宁愿不要多余的名利。

为什么一定要做想当元帅的士兵呢？这大约是我们一开始就要考虑的。出人头地是生活，在人群之中同样也是生活，三山五岳有春天，自己家的院子同样也有春天。

    当初的说法是，"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而如今似乎该有所修正了。即，"未见有好名如好色者"。意思是说，如今想出名就象好色一样，无所不用其心，无所不用其手段，甚至象出于本能一样难以扼制。
    这话不是无所指的。最近有两档事引起了媒介和社会的关注。一是一位自称是70年后代表的"兰董"，翘着兰花指，戴着墨镜，在网络上狂热曝富，从香奈儿的包到法拉利的599，在"富"字的主题下统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名牌大军，不仅如此，还逮谁骂谁，尤其是80后、90后的人更是被骂作社会的垃圾；二是一对自称是"90后贱女孩"的"包包"与"阿紫"，在其博客中大摆美女照阵势，同时骂字当头，从父母到老师到所有的男人，一律成为羞辱的对象，怎么难听怎么骂，怎么出位怎么干，一夜之间成为"网络名人"。
    其实，这些已不算是最早的新闻了，早些时候网络上冒出的"芙蓉姐姐"，就已经是个代表人物，长得难看本没什么，可偏偏在网上自炫其美，搔首弄姿，吸引天下人的眼球。如果再要说的话，那位叫木子美的人肯定还会让人欲忘不得，她自曝性史，自揭隐私，一时间搅得满城风雨。如果说，这些强行出名的人，象好色一样好名，只是一两个个案的话，倒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在于，它已经成为一个较有集体性、代表性的现象，就不能不让人警醒，不能不让人痛击了。
    想出名，本不是什么坏事，只要是俗人，都还是有名利之心的，如果说大部分人是俗人的话，那么大部分人想出名也是正常现象。想出名不为错，但问题在于，想出名的手段错了。这些"名人"出名的"作案手段"都极为相似，那就是所谓的"犯贱成名"，怎么恶俗怎么整，或者大玩"暴露癖"，从身体到私生活都拿出来公开展览，或者大玩"泼妇骂街"，逮谁骂谁，死缠烂打，象是谁也不敢沾的烂膏药。什么叫"犯贱"呢，即所谓自我糟贱，不把自己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一幅欠揍的架势，那种不要脸的嘴脸象夏天汗湿的衬衫令人讨厌地贴在后背上，也贴在这个社会的玻璃窗上。这种"犯贱"，用学名来说应该叫"自我矮化"，即自己降低自己的人格，自己看轻自己的尊严，反常理而行之，反公德而为之，借此来吸引眼球，暴得大名。
    如果说这种"犯贱成名"有某种群体性的话，那就说明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了，或可称为"犯贱文化"。这种现象的存在，必须让我们正视文化沙化的某种现实，它提醒我们，人格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萎缩，代之而起可能是名利大行其道的恶俗世风。而这与我们要建设的美好社会相距甚远。衡量一个社会美好与否的标准终究离不开两条，一是看重人的尊严，始终把生命自身的价值和人格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二是追求人的幸福，通过人的自我实现，通过内心的和谐完满来抵达理想的境界。而所谓"犯贱文化"，就是以牺牲自我人格为代价，以丧失心灵的价值为手段。而即使因此出名获利，也是与幸福人生、美好社会背道而驰的。名也好，利也好，如果能帮助我们实现美好、幸福的生活，则取之；相反，如果使我们远离幸福，背弃尊严，则理当弃之。因此，对犯贱文化必须正视，必须共诛之，因为它妨碍了我们幸福，妨碍了我们建设美好生活。
    人不同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有人格的，人是讲尊严的，这是人之为之的重要准则。过去士大夫有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之说，意思就是，当生命没有尊严的时候，士大夫宁愿结束这种生命，绝不能为了活下去而以丧失尊严为代价，苟活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选择，但至少我们要看重生命的尊严和人格的价值，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越过这个底线则不复有人的幸福和生活的意义。而从"舍生取义"到"犯贱出名"之间，虽隔着遥远的时空，但提醒我们的是维护人类价值和生命尊严的道路，还有多么漫长。这当中，我们还要随时向倒退的人群宣战。

    最爱读的还是争光兄的小说。那种刻骨的镇定，那种尖锐的把握，那种俯仰之间的从容，都足以使他荣列中国第一流的小说家方阵。因为爱读，所以就想写出一篇心里认为最好的评论，独赏其美，独悟其境。但越追求完美就越难以下笔，以致到今天都未能成文。戏剧性的是，在没论争光兄的小说之前，却先要谈一下他的诗歌，真有阴差阳错之感。

争光兄的创作有三大类别：小说、剧本、诗歌。小说已经说了，而其剧本改编的影视剧，像《水浒》等可谓家喻户晓，独诗歌知之者甚少。像我等研习文学之人，听争光兄说他写诗歌，而今要出集了，更有惊诧莫名之感。逼问之下，争光兄有些羞涩地说，当年写诗还挺有名呢，列入什么“青春诗会”等等，应该是真的。如果把争光兄的三类作品列于一室的话，就觉得像是他的三个孩子：小说像是大儿子，朴实、稳重，让人觉得踏实，自觉自愿地撑起了他整个的文学家业；剧本像是二儿子，精明、剽悍，有的是让人炫目揪心的把戏；而诗歌则像是小女儿，“养在深闺人未识”，活泼、漂亮，如同掌上明珠，可人的小棉袄。这就是争光兄这一家子。

争光兄的诗歌与其小说差异最大，小说是内敛的，而诗歌是外露的，小说是镇定的，而诗歌是躁动的、一副要破壁而飞的样子。说他的诗歌是他最上心的小女儿，意思就是说他在诗歌上有太多的偏爱、私爱。如果说他写剧本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职业，那他写诗则像是不为人知的一个偏好，仿佛大政治家回到私宅约上麻友搓上几圈，不足为外人道，但足以让自己开心。他写诗歌，已与名利没有多少关系，因为小说、剧本已使这个家啥都不缺了。但他偏爱着诗歌，到如今还出个诗歌集子，请一帮朋友一起说说话，像是一次女儿过十岁的酒会，热热闹闹，友谊与文字齐飞，私情造就了一个圈子里好玩的事件。

也许是小说过于镇定，争光兄把太多的剩余想象及热情转移到诗歌中来。爱恨外露出来像裸露的岩石，连对大地的歌唱都要完全低下头颅和胸膛。其实，争光兄的创作已无法离开西北那片土地，或耕作其间，或歌舞其上，诗歌也好，小说也好，最终的差别只是联系的方式不同而已。争光兄对诗歌的小爱最终也脱不了对那片土地的大爱，沉稳的大哥和骄娇的小妹还是体现着可爱的“家族相似性”，一看就知道，还是争光的孩子。

像是酒话，因酒而起，但说的跟酒又没有太多的关系。酒让我们高兴，争光的诗歌让我们多了一次欢乐的聚会。

  记得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梁晓声在一篇谈论深圳的文章中说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他说在内地一些单位，大家评价一些个性强的人，如果是肯定，就说，你看他个性很强，有开拓意识，创新精神，敢闯敢试，就像深圳人；如果是否定，就说，你看他个性太强，独来独往的，胆子大过天，目的性太强，不怎么合群，就像深圳人。

今天我们要来谈深圳这样一座城市，要谈到她的文化影响力，梁晓声讲的这个现象依然值得我们好好解读。首先，深圳以喻体的形式出现，说明的是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符号价值。当大家把深圳纳入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评判的尺度时，就说明深圳已经成为一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符号，她已经获得一个符号所必备流行性、大众化。其次，就符号的基本功能讲，是她的指认能力，实际上，深圳作为一种符号，她所指认的就是一种与人和事相联系的人格、方式乃至价值。从梁晓声所讲的故事来看，这种人格及其行为方式首先是个性强，与众不同，然后是胆量大，有闯劲，其次是重实干，讲实效。而要归结到价值屋面，就是看重人的个性，推崇人的行动力，以及强调对个人才能的实现。

特别要讲的是这种价值指向。因为在这个故事中，公众的评价主要关注的是这种“与众不同”的个性，而就是这种个性承载着“与众不同”的价值。改革开放作为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和历史变革，落实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无非就是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而就是在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格类型和行为方式中，一种一开始可能还不确定到最后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萌生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讲的这种与众不同的人格乃至价值，是与深圳这样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深圳在代表着、指认着一种还没有最后成型的新的价值体系。而到今天，当至少三种价值观念已经具有某种普世性的时候，我们更进一步看到深圳这种城市的价值影响力。一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个性；二是对利益的正当追求具有合法性，金钱同样可以纳入价值体系；三是重在行动，强调执行力，重视效率与效益。

对深圳这样一座城市从经济角度作出评价几乎没有什么疑义，而且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其经济影响力。而惟有从文化角度作出的评价，总是有诸多迟疑，诸多异义，诸多含混不清。当然，文化评价相较于经济评价而言，标准更复杂，内涵更丰富，客观上造成了不同的评价结果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性。但从前面对梁晓声所讲的现象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尺度，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少不了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符号功能，具备指认功能；二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价值体系，从而影响着一个时代乃至一个国家的人格方式和价值方式。如果我们同意这两个最基本的评判标准的话，那么可以说，深圳的文化影响力绝不亚于其经济影响力。如果说深圳的经济影响力还只是地域性的，那么其文化影响力则可能是全国性的，特别是当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引起从外在行为方式到内在价值系统的深刻变革时，我们看到深圳这样一座城市的强大的价值导引和指认功能。讲文化影响力，这才能根本所在。记得在中国社科院当初所作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深圳的文化竞争力被放在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价值的影响力。

今天我们讲城市文化软实力，其实也可以归结到这种价值影响力上。如果深圳要继续保持城市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话，就必须要强化这种价值的生产和输出能力。这是一座城市培育和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的源泉，也是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可能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只有这样，深圳才可能长久地作为中国的符号出现，并且在面对整个国家，面向整个世界中作出积极的文化承担。

在中国电影一片收复失地的利好消息中，对烂片的指责也开始不绝于耳了。而影城的多厅化，更是使观众增加了可选择性，也就增加了叫骂烂片的可能性。毕竟，在市场化机制的全盘作用下，货币是最好的选票，而掌握选票的观众当然也就成了“上帝”。“上帝”们在品尝电影大餐中，对那些败了胃口，煞了风景的片子，自然有上当受骗之感，赔了钱财，赔了时间，更赔了胃口和情绪，骂上一阵烂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回到20乃至30年前，骂烂片似乎是奢侈之举了。那个时候，在乡村的打谷场上，在大院的空场上，支起个架子，搭块银幕，放映机一响，便成就了一个狂欢的夜晚。那时候电影生产得少，放映得也少，能看场电影便是十里八里外的喜事和大事了。考上大学的要放场电影，有人参军的要放场电影，大有富人家唱堂会助兴的意思。如今，年过得越来越不像年，看电影也似乎少了份欢乐的劲头。想起在拥挤到有点乌烟瘴气的乡村录像厅里，即使是烂片，比如说那些荒诞不经的古装武打片，也照样吸引全场的眼球。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剩余梦想和劲头带入到电影中的时候，小小的银幕其实也越过了它所能承载的极限了。我们显然不能指望电影解决我们所有的内心问题，特别是在内心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梦想站得越来越高之时，电影这片虚拟的世界也就难免现出危机的裂缝。如果我们回到电影使我们快乐这个早期的记忆中来，我们会找回到与电影的那种亲密的联系，我们会给电影“松绑”同时也给自己“松绑”，看电影就是在剩余时间自己掏钱找个乐子，并不就是组织安排的免费教育。就像餐馆越来越多，而让我们满意的餐馆却越来越少一样，很简单，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复杂，如果去餐馆就是吃饭，而不是摆阔或是玩文化，顾客也不是像“上帝”一样来了，问题就会简单得多。

看电影的胃口被调高了，与我们的电影在国际上拿的奖越来越多有关。中国电影似乎比其他任何艺术门类都比较早地、比较风光地走在所谓时代的前列了。这一点总让我们骄傲，而且这种骄傲到今天还在持续着，在得奖影片的哺育下，在引进大片的带动下，观众也在正在成熟，眼光也变得非同一般，这当然是高兴的事。但问题是，更多的观众还是停留在“平均的大多数”的水准上，他们似乎很难进入获奖电影的那种精致的艺术或高远的世界中，像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观众从数量上恐怕要远远低于大腕云集、投资巨大、被骂为烂片的《无极》或《夜宴》之类，这就是现实。而从电影讲，从它进入到现代产业体系之时起，它就是工业，它的巨额的投入是冲着更巨额的产出去的，资本为了利润，为了真金白银，与玩艺术没有太多关系。因此，为拿奖而拍片，为艺术而艺术并不符合电影的本性。电影就是为了平均的大多数这个庞大的客源市场而去的，是为了给平庸的日常生活制造更多同样平庸但令人激动的梦想和快乐罢了，只要这个梦想能暖一暖人生，这个快乐能使人更有活下去的冲力。

不能得奖的片子就被骂为烂片，不够艺术的片子就被骂为烂片，这种做法简单明快但有粗暴之嫌。“烂片”这个词其实挺暴力的，这情形就像“烂人”这个词，因为暴力而充满伤害性，而在烂片的骂声中，我们会反过来想到所谓精英主义的傲慢和把自己当成“上帝”的那种粗鄙。“烂片”像是个标签，拿着这个标签，便有了吆三喝四、生杀欲夺的大权，这可能是另外一种专制和无知。而对一些刻意要与烂片划清界限的导演来说，本来就站在电影工业的前沿阵地上，作着利润的计算又放不下哲学家的身段，竭尽华丽而更显俗庸，反倒真的可能拍出烂片了。如果电影能带给我们欢乐，并让我们看到的本来样子，看到那些有点温暖、朴素，有点善良，有点狡猾，有点追求又有点自我解嘲的庸庸众生，那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