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自己是并不反感安利的；也知道安利的产品质量是一流的东西。个人也是常用安利产品。但对安利的营销人员，非常地难以接受。他们哪里是向我推销安利的产品呀，他们是想拉我入会。拉我入会与向我推销产品；这两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推销产品，那叫直销，而拉我入会，那叫拉人头；和我们国家下三令五申要铲除的非法传销，是非常相似。安利的营销人员根本就不懂得社会分工。照安利营销人员的看法，这么好的事，做安销，是天下掉馅饼，如果不去抢，我脑袋不是有病？假如我们都按安利的营销人员的想法去做，那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荒诞了。每个中国人都加入安利的销售大军，那最终的那一圈在安利组织里的人，岂不是成了安利销售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安利的营销会上永远也不说的“成就安利辉煌的那些失败者？”

  我以前的老板三番五次地拉我，叫我去那个安利大会上听课。我都拒绝了。我想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她把安利吹嘘得出神入化，但那确实不对我的胃口。昨天，她又来个电话，说是中国的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某某某来到昆山演讲。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对国内的金融界名人也不甚了解；既然有如此好事，不能因为排斥安利，就要错失良机。便欣然前往。

  那是个什么样的风云人物，恕我孤陋寡闻。据他自己称，是培养过几个世界残疾人冠军；又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后来因为“社会太不公平”，就加入了安利，用两年的时间，做到了金钻。我记得这个胖胖的，五十上下的，安利的营销总监一上台就告诉我们大家：“大家对我满怀期待，希望我能讲授安利；可是我今天来，是不准备讲安利的。”不过，在叙述他自己的激情人生时，话题却始终围绕着安利。后来就抛开甚至一切，直奔主题，大讲安利是怎么地好，是如何改变一个人。

  他甚至还用***作铺垫，来反衬安利的营销之道。他说，毛为什么成功，因为他做到了两点：一点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另一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整个讲课，只见他一人天花乱坠。在安利开会，有一个现象，老师讲课，是绝对地权威；绝不会有反对的意见。就是有，也会被“再教育”。这种没有讨论余地地会议，倒和毛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脉相传”。中国人没有想到，西方的安利进入中国，会拾起毛的“传家宝”。并以此迅速了在中国日化市场占有广大的经济份额。

  后来，这个“国内金融界风云人物”讲到安利是一个“帮人的企业”时，声情并茂。我觉得这一点大可怀疑。中国那么多有病的人没钱进医院，不见安利有大手笔；那么多学生上不起学，也不见安利有大动作。当然小打小闹的慈善、献爱心还是有的。但那点捐款，和他们在中国所获得的利润，真正是九牛一毛。他们帮人，是在帮己的基础上。只有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溢，才能算有“帮人”的企图。他说到美国之行，安利让他们入住五星级宾馆。有几次在外面吃，也是照五星级宾馆的待遇折成现金给他们。一顿饭十块钱可以解决，安利却要付给他们几百美元。安利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因为我们有尊严；这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说。我实在地认为这话太弱智。这就好比大街上有一个女人，万千男人中只挑上我，解衣脱裤，让我操，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妓女呀，而我是付了钱的。道理就是这样，你为安利赚钱了，安利当然会用这样的美国游作为奖励来回报你。

  回来后，我在网上搜索这个大名人，却发现没有一点线索。这样一个极其夸张的故事，在安利，却被信以为真。可见超凡的洗脑之功，当真是炉火纯青。

  安利的真正问题出在“入门费”上。他们的发财致富的道理和传销所颂扬的发财快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安利做得更文雅些，更隐蔽些，也没有传销组织那么迫不及待；甚至用强迫的手段来要挟会员们去拉人头。传销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直接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安利的传销，则本着自愿的原则。并不在人身上进行强硬的干涉。也许这就是国家默认的原因吧。安利的超凡会员的思想是很让人伤心的。他们总认为安利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是人们的损失。而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奔驰和波音也是世界最好产品，但是我们不需要。有的是买不起，有的是买得起，但没必要。就象安利一样，无论它的品质如何，我们都有选择另一种好产品的权利。况且，安利的产品质量之好，只是个幌子，以6000元为入场券的超凡会员，说白了，这6000元才是上线赚下线的“工资和奖金”。所谓的其它，都不过是掩饰。安利产品，只是超凡这个传销之王掩盖自己组织的真实性质的盾牌。

  走马观花到中国的乳品卖台时，我惊呆了。尽管在中国，象我这样的惊呆状态，总是经常。但看到偌大的一个乳品柜台上，除了形形色色的酸乳和含乳饮料，就只有伊利和光明这两种鲜奶在卖且只是这两个品牌单一的品种时，心中的失落和疼痛可想而知。中国的乳业，因三鹿事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民族企业成了害国企业，免检标签成了杀人通行证。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起于三鹿，扩大到中国整个乳业的祸害三聚氰胺，不仅逼使许多家庭痛失爱子，也让千千万万依靠奶牛过日子的奶家，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困境。但人们的目光和关心，几乎都投在仇恨上；却忘记了，我们在一夜之间摧毁了一个黑暗的旧世界，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的建立，还要靠奶农的风雨无阻的奉献。

  感慨万千中，我买了两袋光明牛奶。我最早就是喝光明牛奶的。那时候，我以喝光明奶为荣，对家乡的东辛农场奶嗤之以鼻。后来，光明奶出了一回“回炉奶”事，我热情依旧不减。总是象对待一个犯错的孩子，希望这个民族品牌能真正地成熟起来。随着三聚氰胺的暴光，光明奶也没能幸免。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这奶现在是没问题了。要不，袄尔玛也不会担这么大的风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心里看见中国的国产奶确实有点不痛快，我知道，我必须克服自己已经形成的对国产奶的反感。国内的奶业在遇到这么大的公众危机，却没有好的公关方案，我对此深表遗憾。正是好的危机预案的缺少，才让一些中国人明明知道现在的中国奶业已经没问题了，但总是战战兢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对此事的处理，政府虽然当机立断，但善后事宜却没有做好。所以，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将对国内的牛奶彻底地失去了兴趣。

  在中国奶业遭受毁灭性的重创时，还有一大批的受害者；他们就是曾经靠养奶牛发家现在靠养奶牛度日的奶农们。在三鹿出事初期，官方和三鹿把枪口一致对准奶农，以期度过这一次灭顶之灾。当水落石出之后，奶农们又被置之脑后。没有人去谈他们，没有人去关心他们。死了孩子的父母，可以得到一批经济赔偿；有病的婴儿，政府先行提供免费医院；全国各地适龄的孩子，都可以去医院免费体验，检查他们体内有没有“三聚氰胺”。惟独那些为中国奶业的壮大和高速发展的奶农，蒙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很多奶家陷入了巨额的债务中，那些每天倒入河中的鲜奶，看了让人着实心痛。后来，中国政府虽然拔款补助，但这点钱（《奶农获3亿临时救助补贴金》）对指望奶牛过日子的奶农来说，无异乎杯水车薪。奶农期望的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状况的奶业市场。

  中国的奶业还要不要恢复，政府和企业都应该用智慧来化解。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坐以待毙。中国人对牛奶企业的痛打和追杀，不是要断绝中国的乳业经济，而不过是表达了他们的一个企求：只是要一个卫生的不含有毒害人的身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对中国的奶业的腐败和毒化，我们要用我们的愤怒和诅咒，把这些不良企业的法人赶进监狱。我们这样做，既是为了给那些死去的孩子和千万个因喝奶致病的婴儿一个交待；但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希望，让中国出现了一个健康的牛奶行业吗？纵观当今中国人对牛奶畏之如毒蛇，那种宁可对有害奶的恐惧，让他们有了“宁可放过一千，亦不可放过一个”的思想，已经让这些曾经在国内咤叱风云牛奶品牌走投无路。中国的奶业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中国人要中国牛奶企业作出怎样的诚意和行为，才能改变他们已经定型的反感意识？让所有的中国人一齐努力吧，尽早放无辜的中国奶农一条生路，也就是尽早为“无公害”的牛奶食品创造一个基础。

   接着，杨桓均又说，“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初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如果不从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如果没有确立判断真理的新标准，三十年改革开放不是能否取得如此大成绩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会有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觉得这个问题似是而非。如果当初邓小平没有当政，中国的执政党领袖不否定“两个凡是”。中国的那个时候会是怎样，现在又会怎样？其实我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相当然的想，今天的中国比昨天的中国，富裕了一百倍一千倍，我们把这功劳都推在了邓小平一个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如果邓小平不执政，另一个中国人掌领中国的政权，它带给中国人的，就一定是比现在更坏的局面而不是更阳光灿烂的光景呢？所以，我们的思维是很成问题的，中国只有了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经济成绩，而经济腐败和官场腐败，已经在世界上最黑暗国家排行榜中“名列前矛”。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陶醉于自己国家当前的欣欣向荣，而忌讳于自己的国家曾经的污点和现在的混乱。

  在“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规模的总结成绩展望未来的活动相继登场”中，种种歌功颂德的声音占尽了主流；很少有人愿意反省，中国的福利制度，卫生环境，人口问题，贫富悬殊。他们就看到了经济成绩。更没有人去研究，去探寻，在中国成为妇孺皆知的“改革开放”这个名词，为什么叫做“改革开放”；大清被般坚炮厉的洋人强行打开，不是一直在“拥抱世界”吗？当初是谁闭关锁国的呢?如果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国就与“国际接轨”那也没有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感激涕零的“改革开放”行为了。假如在那时，中国人就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人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比“后改革开放时代”的现在是好几十倍还是一百倍呢？这都是“有迹可寻”的。可是，在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却鲜有这样追究的声音。中国的经济和文明，已经“人为地”倒退了几十年。难道这也有值得大唱赞歌的地方吗？

  为什么，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成绩，却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呢？为什么我们只看到我们的光，却看不到我们的暗呢？虽然当初是邓小平否定了“两个凡是”。那也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否定的只是他们党内曾经共同拥戴的一个错误决定。他们党内做错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后来某个人“纠正”过来。我觉得，这不能算是功劳，依然应该作为错误，编成问责的经典案例。

  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政治局面也许是更坏，而中国人依然在贫穷和暴政中度日如年。也许会走向黑暗的另一面，更好。因为当制度坏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腐朽，就会分崩离析。一个新的有秩序的世界就会在罪恶的制度废墟上重新建立。

  所以，我绝不赞成，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开各种各样无耻的庆功会；实际上，我们应该开的是抗议中国闭关锁国××周年追债会。只有这种的追债会能在中国大地上明目张胆地召开，那么，中国人才不会在政治上犯错误。更不会因为某一个权力人物犯错误了，另一个权力人物纠正过来了，我们就要一生一世都要对后一个权力人物感恩戴德。我们应该记住，在公民社会中，那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一个党派，因为本身的决策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和政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现在是亡羊补牢，可是，对这种亡羊补牢的行为，我们为何只剩下单一的感恩，而忘了正是他们的团体“站错了队”，才有了曾经不堪回首的中国历史，也有了今天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在我们纪念或吹嘘某个伟大的，改革总设计师时，别忘了，它只是带头亡羊补牢的人；更别忘了，如果没有过去的与资本国家划清界限的愚蠢行为，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原来可以更美的!”

  反思人类的方明史，就会发现 ，人其实是不断解放自我的一个过程。自从有了社会以来，婚姻就成了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要求人必须牺牲婚外性，因为在那时候，性和生殖是无法分割的。无论是中抑或是外，男人都可以有太多的异性，女人则很难侍候多夫。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是特定指的是女人。东方和西方，都经历一个性解放的过程。观察这几千年人类的性历程，你就会知道，色情这种主观上非常强烈的认识，是会“时过境迁”。当时是“正确”，后来就变成“错误”。我们现在觉得色情的东西，在若干年后，也许会变成非常人性化的东西；我们那时再把这人性化的东西，当成色情，就会非常困难，无法接受。

  网络上最大的中文论坛，天涯杂谈，就有很多人说它是色情化。实际上，这真的是一个误区。对于在生活中或在传统的媒体上无法“正常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就会通过这个看似”无人管制”并“极其开放”的网络平台发泄出来。而这，其实是人类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有些人不愿意看到这一面，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良民、淑女或者他妈的什么道德战士，他们也承认那些色情的东西不会对他们构成侵害，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铜墙铁壁；可他们同时又担心这些不好的有毒的东西，会引诱败坏很多年轻中国人的思想和道德。这些人，才是真正生活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生活在充满谎言的社会中。他们宁愿那虚假的不存在的道德，也不愿意面对这个极其现实的社会。

  性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社会得以文明发展的根基。没有了婚外性，社会就会乱了套，简直是不堪设想。而这，就是一些自吹是道德家的担忧之处。他们把女人在性上的“忍饥挨饿”当成做女人的天大美德。更令人忍无可忍的是，他们还强行要求别人按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做，否则，就是“人渣”。

  最后我就想说，你不想看的东西，你可以不看；可能是你反感，那只是你性反常，或者是性冷淡而已。但有的人会看，你不能用你的标准来苛求别人，让他们按你的标准活在这个社会中。这不是文明，更不是道德。这是赤裸裸的野蛮人的做法。你们把你们的观点和意识，提炼成色情，并把这种色情的东西，硬扣在别人头上；你们从来都不知道，那些观看、欣赏你们所谓的色情的东西的人，从来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当的，就是有，也是受了你们的思想的毒化。所以，色情的正是你们，但千百年来，你们这些色情狂们，却一直在“张冠李戴”着。

   1993年，美国女孩“香侬”盯上了堡垒军事学院。在报考时故意在填表单上忽略了自己的性别。当她接到入学通知书来到堡垒军事学院站在接待人员面前时，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都是男人学习锻炼的地方，却从天上掉下了“林妹妹”。此事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香侬”将美国堡垒军事学院告上了法院。有很多人认为“香侬”是故意捣乱。就在僵持不下时，堡垒军事学院的校长却毅然决定，接纳了这个堡垒军事学校150多年来的第一位女生。

  因为这名女生，堡垒军事学院150多年承继下来的校规开始变化，“房门不得上锁”的规定被打破，“学生必须递光头”的规距也不再成立，男生每天可以做40个俯卧撑，“香侬”只需要18个即可，因为这是“科学的训练”。因为“香侬”，能容80个床位的房间里，只住了她一个人。

  我一直在思考，美国的堡垒军事学院为什么要为一个本院无法接受的女生，作出这么大的牺牲；难道仅仅是认错的表现吗？他们完全可以找一个垃圾间给“香侬”住，让她剃光头，并不许她房门上锁。因为这是堡垒军事学院的校规。这样的刁难，也许“香侬”会识趣而退。或许，只是因为美国人认为，只要踏进校门，校方作出再大的让步，也不算“香侬”带来的累赘。对他们来说，“香侬”已经是堡垒军事学院的正式的女学员，她就应该得到一名女学员应该得到的所有的权利。

  言归正传。9月24日，从广州至遵义的1291次列车上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男性曹某，因为说话异常及行为冲动，竟然被列车长带人用胶带层层封住。他把整个车厢里的乘客当成弱者保护起来了，却把这个更需要照顾关心的曹某“大刑侍候”。当他发病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去询问这趟列车上是否有医生。等到列车长吩咐列车上工作人员快去找医生时，这精神上有些异常的曹某，已在不断的反抗和紧紧的胶带的封绑中，撒手人寰。

  此事的披露，都是由现场的网友在网络上发帖，才引起“轰动”。国内由信息的封锁，到言论的突破，中国人开始有了真正的交流平台——网络。在这里，我们讨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爱憎；我们把自己的愤怒和爱心撒向了每一起突发事件。总有一天，这个平台会让我们明白，当厄运和灾难扑来时，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的未来，是靠我们的奋斗和辩论，争来的。我们不是网络网络暴民，我们是网络斗士；向所有不公，黑暗和罪恶宣战。

  曾几何时，中国人开始变得野蛮起来，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不再笑脸相看。从西方电影镜头中出现的在街头向美艳而陌生的女郎献花的绅士，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土生土长的流氓。人与人之间，都在提防着，总担心自己象个傻子呆呆地被骗。人们的各种关系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这种利益都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相互帮助成了童话里的故事；医院把没钱治病的患者抛在荒郊野外，也成了“家常便饭”。每一个中国人，都象是一只雄壮的刺猬；只有遇到自己的亲人或能让自己获得切身利益时，才能收敛起自己的毛刺。否则就是“整刺待发”。

  解读“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很轻易的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个贵州曹姓民工是病人；病人应该享有比正常人更大的权利。列车上有车长室，也有职工休息室；他们为什么拒绝让这名病人进去呢？这让我又联想到，当普通车厢里人满为患，人挨人的挤人连立锥之地都湖时，豪华车厢里却“人烟稀少”；对这种畸形的充满矛盾却又被认为合情合理的现状，旅客不会去抗争，列车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谁漠视别人的生命，谁终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铁的定律。当那个姓曹的“异端”呈现不正常的状态时，列车长首先做的就是捆绑他；是谁规定列车长有权绑架发病的病人。难道是铁道部的规定，所有的精神病人在列车上发作，都无需找医生，列车长他们可以自由处置？所以，这个列车长犯有绑架和故意杀人罪；而铁道部在这么多年的火车运行中，竟然没有各种面对突然事件的应对措施和条文；也应该被追究连带责任。不知道铁道部长看到自己的下属如此野蛮地令人发紫地虐待一句正在犯病急需照顾的病人，并致使他含恨九泉时，会怎么想？

  那个姓曹的病人是死于折磨，是死于恐惧。如果他能得到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如果他能享受到作为一名病人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他就不会离开这个于他而言是非人的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这个病人。当我们象这个病人在社会上痛苦地挣扎不停地痉挛时，却要受到被捆绑被威胁的对待，受到残酷的肉体折磨和强烈的精神刺激。你们可以看到，象1291次列车车的那样的中国人，数不胜数。因为我们是他们的“麻烦”。我们的“痛苦”，他们毫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他们空间要安静，不能受干扰；我们的愤怒，他们也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的工作，要正常，不能被破坏。他们为了让自己避免“麻烦”，象对待一条狗一样绑起了我们。这和美国的堡垒军事院校的做法，是天差地远。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人家为什么就能为一个“大麻烦”“大累赘”而作出那么大的让步，作出那么多的牺牲；我们遇到“大麻烦”和“大累赘”时，就只想一甩了之，被自己的同胞当成了贱命一条？为什么人家在遇到自己利益要作出重大牺牲时能毫不犹豫；而中国人为了让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就千方百计的去损害别人的利益甚至是剥夺作为可怜的病人的利益?本就是要找医生的病人，没有帮他找医生，已经是极不人道了；为何还要狠心地紧紧地捆绑他那么长时间，让他痛苦地挣扎直到挣扎不到，生命停止了“异常”的扭动？天理何在？

   为了我们不再有成为贱命一条的可能，为了让中国人的每一条生命，都能活出尊严；我们对列车长那样的人要象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如果他一天不被绳之以法，象“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这样残忍血腥的悲剧，就一天不会从中国的大地上绝迹。真的好希望，在未来的中国，能看到因为一个精神病人发作，而列车能腾出整个一节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挤在别的车厢里，因为这个病人需要一个广阔的空间来休养。虽然这样的梦想是向美国堡垒军事院校看齐。但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文明的需要。我们现在还不是文明人，但总有一天，我们要成为文明人——因为我们现在含着泪，我们在不停地愤怒；而这泪水和愤怒，就是我们在对这个强大而黑暗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抗争。

  我对余秋雨的评价不高。他想和谁交媾，或者谁想和她交媾；我并不在乎。把这种快餐式的交媾美名其曰“一夜情”，想显示自己的文化和优雅；那也是他们个人的绝对的自由。明明只是操B和被操B的关系，非要含蓄成有很多技术含量的一夜情；可见性不仅是爱的延伸，还是生命的解读。要不，中国的欧享利张小姐，为什么，别的男人都不想，只朝思暮想跟余秋雨准备在床上大干一场呢？

  张丽华在《只想和余秋雨一夜情》说“我祈祷，有一天我能遇到余老师，能在一个浪漫温馨的场所，亲口告诉他，我爱他。如果没有别人在场的话，我也会将脸蛋遮起来，低声问他，是不是能和我一夜情？”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张小姐的性，还是基于爱。这不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一夜情，而是爱不能得到后对所痴恋的人的一种性期待。不同地是，一个女子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说她是想一夜情，是痴情的一种象征；或者说淫荡骚货的背后，其实是人类扭曲了的婚姻观。假如是男人呢，我们是不是会说他是想强暴？这种性别的不同，思维的转换，确实是大有玄机，值得深究。

  作为一名中国女性，是一直被当成家庭的贞妇来对待的。无性是她必须具备的美德。但女人和男人一样，确实又是性动物；虽然文明的意识和社会的规则约束了这一点，但作为人的本能，它总是要时时“乘机而出”。在我们的国家里，人们总是陶醉于自己的性道德中；就是那些在外面寻花问柳的男人，也会骄傲于自己的老婆在性上对自己家庭作出的“牺牲”。他们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把这种“牺牲”当成是女人最大的美德，来加以认同。天天见很多中国人喊男女平等，可骨子里，却是对女人极端的鄙视；一旦她们与性挂上了钩，便把他们当成魔鬼的成员，冷嘲热讽，恨不得把她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痛恨这种民族遗留；我痛恨这种愚昧的文化风俗。对于张丽华，我是无条件，坚定不移地支持她的选择。无论是YY还是实践她自己的梦想。她的身体是她的，她的灵魂也是她的；如果连她自己都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对她的行为和做法，评头论足呢？我一直想不通，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别人连自由性爱的权利都没有；是谁给了我们这个特权呢？法律，还是我们的大汉民族的千百年来留下的传统的性道德？

  当然，一夜情并不能一厢情愿。余秋雨是否是一名合适的一夜情对象，姑且不论。但张丽华的言论自由，还是要大张旗鼓地去支持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当某些人，不愿意在这种有限度的自由里，而想“飞翔”出去；她就必然会遭到生活在这个有限度的自由的社会里的人的强烈反对和极端侮骂。所以，这不仅仅是网友的歇斯底里的问题，还是你张丽华是否愿意实现自己人身的最大自由的问题。那些污蔑你，诅咒你的网友，他们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相对有限的社会里。这是他们的自己的选择，而你，刚刚跨出了一大步，但只是勇于说而止于做的阶段；也就是比那些反对你的网友觉醒了一点。你以后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能否以自己的个人意志为标准，还需要你再接再厉。否则，也就是“九十步笑百步”而已。

  今晚，江南明珠苑向东的一条路上，一辆摩托车被一辆翻斗车辗碎，摩托车手当场死亡。刚来昆山时，凌晨左右，在前进路和长江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在深夜会换成闪烁的警示灯），一辆翻斗车将一辆黑色的轿车撞得360度大转弯。去年，在青松路段的长江路上，一个骑电动车去南亚上班的男青年，被一辆同方向的翻斗车撞得身首异处。今年夏天，在周巷的浦江路上，一个本地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被刚从路口跑出来的翻斗车撞死。

  翻斗车为何会成为马路杀手；主要是因为翻斗车的车速太快。翻斗车的车速为何太快，那就是因为工地上实行的“拖一车”多少钱，一天多拖几趟，就多赚几十块钱。在这种疯狂的赚钱冲动下，司机们往往开的都是英雄车。国家的交通法规定，一个司机开车4个小时，必段要休息一会。而这些翻斗车司机们，可能根本就顾不上这些。其实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交警也知道。而且，这是“中国特色”。却苦无良策根除。难道，真的没办法，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了吗，也不是。如果中国的劳动法是管用的，如果中国有能替工人伸张权益的工会，如果中国能有一些民间组织来催促和逼使翻斗车雇主改变“工资的发放方式”。翻斗车成为马路杀手的事，将立即绝迹。

  当人民的鲜活的生命倒在马路上，成为司机的“违章成绩”时，当国内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居高不下时，我们能否想到，这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大大减少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文明有序的交通，没有一个平衡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所以，翻斗车的雇主的变相逼迫司机开快车，就没人有来制止。司机因为想多赚几个钱而疯了似的开车，也“无人问津”。当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成交通事故的源头，无法被铲除时，我们只能任自己同胞的鲜红的血，洒在那一辆又一辆被欲望刺激得已经疯狂了的翻斗车的车轮下。

  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先接触《金瓶梅》的都是政府的高干。这就是李银河所谓的上流社会的精神娱乐？其实用“上流社会”形容西方的贵族社会，还是非常恰当。因为他们附庸风雅，或者追求所谓的人类崇高的理想，因艺术而人文。并诞生了大量的经典的文艺作口。中国的上流社会诞生过这样伟大的作品吗？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还不都是落落魄人士的心血之作？那些精神上的贵族和物质上的贵族，他们推动了本民族，也推动了西方的文明进程。卢梭，巴尔扎克，雨果这些世界巨子，都在贵族社交圈子里长期厮混。所以，西方人把他们的贵族社会叫做上流社会，不见有人反对。但西方人士并不把上流社会下面的社会叫做下流社会。至多算是下层社会。因为下流多少有卑鄙、龌龊的意思。用在下层民众身上，有失公平。

  我相信，李银河的理解是这个样子的；她没有想到，用“下流社会”这样恶俗的词形容中国的低层民众，会引起强烈的反感。这是在侮辱他们，况且，中国的上流社会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就一个鸡巴里射出几粒精子，因为那鸡巴的权贵，所以那几粒精子也跟着“鸡巴得道，精子升天”罢了。现在的上流社会怎么样，有没有人类的精神文明，都可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靠着权力，编织的人际关系网，形成的“上流社会”，是反人类，反社会的小集团，暴力的发源地。

  可李银河竟然说他们“上流社会的人则比较重精神，重灵魂。下流社会的人们的基本追求不外食与色这两种东西，而上流社会比较节制，比较温文尔雅，比较禁欲，至少不那么直露。”。说白了，日一个村姑，就是下流社会；日一个大明星，就是上流社会？花三十块钱，日一次B，就是下流社会；花一千块钱，日一次B，就是上流社会？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人性。但因此要将我们的中国人划分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是非常不妥当。

  一个国家的上流社会，虽然存在有许多不合理，但一定不是靠剥削下流社会而维持自己的上流社会的血本。那这只能证明他们是肮脏的“罪恶社会”。看看中国的上流社会，都是拍马屁，都是家族网，都是男盗女娼。这样的上流社会，比我们下流社会还下流。既然在物质上，上流社会有很多特权，可是在文学上，思想上，中国的上流社会，又有多少骄人的资本？和西方的上流社会比，中国的上流社会，只是权贵社会。它们总有一天，是要灭亡的。靠谎言和权力修建起来的“上流社会”，不可能“江山永固”。

  而下层社会，也不能叫下流社会。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下层社会。他们是最穷困的国民，只有他们得到最基本的尊严和生活保障，这个国家，才能和谐。曾经的一个时候，中国的下层社会变成上流社会；上流社会进入下流社会。这样的轮回，却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当权力无法平均地分给每一个中国人时，中国，就始终不会存在西方那样的上流社会。

  人类以自己的利益链，来左右这个地球上所有活着的动物。而人类因为高度文明，组成了一个个以国家为界线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多半是建立在人类的贪婪和无耻上的。可这些文明的人，非但不反思；他们在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中，还经常用被他们驱赶、灭杀的动物来侮辱对方。

   天涯著名ID小刀断雨，因为姓朱，被一只起名叫“朱坚强”的猪给激怒了。猪也姓朱，这是对所有姓朱的姓氏的侵犯。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姓名法”。如果没有，小刀断雨的猪侵犯人权的事，又从何说起？让小刀断雨难以容忍的是一只猪怎么可以姓朱。那么，这只猪为什么要姓朱，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用3008元将这头猪买下来，并给他取了小名“36娃儿”，大名“朱坚强”。这其中的深意是什么？看看这头猪的来历就知道了。原来，它是“成都彭州市龙门山镇团山村村民万兴明家的大肥猪，震后被埋废墟下36天，6月17日被成都军区空军某飞行学院战士刨出来时，还坚强地活着。”

  对汶川大地震，大家都知道，能挺过72小时的人，就够坚强了；而这头猪，在黑暗的废墟下生活了36天，体重从300多后急剧下降到180多斤。它的生命是如此顽强，令人敬佩；在猪中，它应该是一只伟大的生者。可惜猪没有社会，所以，它的这个顽强的生命，显示不出任何积极的意义；倒是人，开始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生存机会创造出的生命奇迹。对于生命来说，应该是平等的。西方的动物保护组织，也在倡导这种观念。可是在我们国家，无数动物不但被残忍地屠杀，被我们当成美食吞进腹中，还要被我们钉在骂人的词典中，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攻击。

  人耻于与猪为伍；猪因为在倒塌的废墟中坚持了36天之久，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建川博物馆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朱坚强”，本意并非是侮辱朱姓。我想，假如是馆长也姓朱，也肯定是乐于“成猪之美”。小刀断雨作为媒体知名人，天涯的知名ID，却因此悖然大怒，让人捧腹。人与猪计较个啥？想当年我家养一只狗，还叫它小布什呢？这是文化的深层的根源。是世俗意义上的接受与继承；假如仅仅因为一只猪要姓朱，姓朱的人就不干了；那今年，全年可都是猪年呀；我们这些人，岂不都要跳楼了？看春节晚会上，主持人对猪的解释，再看看猪年大吉等等祝福的词；让猪姓朱，怎么能是“侮辱”是不尊重呢？

  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人的心中本来就不厚道；所以，这么一只伟大的猪叫“朱坚强”，也成了某些姓朱的人的忌讳。据说馆长已经迫于压力，改口“朱坚强”本名就叫“猪坚强”。可怜的猪，刚刚因为自己的36天的生命苦难而挤进人类的文明社会，又被某些人的阴暗的文化心理，给活生生地逼回到猪的世界。

　可是随着他在四川地震的问题上的再三纠缠，我对他已经很是失望了。或许，这是他的言论的自由。或许，作为名人，公众人物；也有他自身的认知局限。但这种明显地替地震局和政府开脱的言辞，仍然让我不寒而栗。先是说地震不能准确预测；接着就说美国的地质局预测某地方长期地震的准确性在百分之多少。把长震和短震的预测问题故意用语言混淆。这种自相矛盾，我想，精通中文的方先生，一定是了解的。但在公众面前，在ＣＣＴＶ的访谈中却故意忽略了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导向问题。本来的事实，是由两部分组成，他只说是一部分。这样，大家对真相的了解就集中在一部分上。另一部分的责任其实是人为的，结果却被方舟子有意或无意“模糊”掉了。因为他的千言万语得出的真相就是“地震是不能预测的”，这个论证一旦成立，那四川大地震中死了那么多人，就是非“天灾”莫属。这样的一种结论，恐怕和山东作家王兆山的羡鬼诗，及含泪的余秋雨的菩萨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再就是方舟子关于范跑跑的论文《遇到校园枪击案美国教师也不能当跑跑》。他还装模作样地引用了美国的某校校规。并以此为论点，说了许多大道理。然而他没有提到，在紧急的事件面前，如果教师没有受过专门的应急训练，那么，这个教师出于本能的逃跑，在美国是否是失职的一种行为呢？同样，方舟子也没有提到，美国的校方出台的校规，让教师明白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但范教师所在的学校，教师们并不知道在紧急事件面前，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如果在美国，范跑跑因为没有校方的详细校规指导和约束而发生“本能逃跑”，是否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呢？我想，只是不是白痴，都会明白，美国政府和法律，都不会为难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应急训练，和因校无明文规定才发生的“逃命行为”。美国是一个尊重生命的国家，战俘被俘后，有权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美国政府和军事法庭并不会因此判他个“卖国”罪，美国人也不会说这个叛变的士兵是“汉奸”。可以想想，范跑跑如果是在象我们这样国情的美国，一定是“全国瞩目”的大英雄；当然，如果是在经受过专门的应急训练后并在校方有详细的教师规范后，做老师的仍然弃学生不顾，独自逃生。这样的“范跑跑”，必然会被全体美国人抛弃，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既是如此，我想说什么呢？仍然是制度和教育的罪过，所以才有了范跑跑。范跑跑是时代的一个产物。如果换了一个环境，范跑跑就不会挑战社会的道德理论了，虽然他也可能会跑，但会内疚，会忏悔；当然更不能和全国的道德为敌，发表石破天惊的“生命是平等”的辩护论了。在那种制度和国情下，范跑跑不会犯这样的错，而且，制度的完善和文明的程度，已经让范跑跑失去挑战的动力和信心了。不过，恐怕在美国，逃跑的教师即便事后有心想悔改，可能也改变不了他被踢出教师队伍的命运。

　虽然我的意思和方舟子的意思在总的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内容却截然相反。表达出来的东西，更是针尖对麦芒。其实，方舟子的这个命题是伪命题，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他的论题本身就无法成立？因为在枪击案中，危险是可以通过躲闪来逃避的。很难想象，在枪击现场，有几个老师能视死如归，挺身而出，护在学生的前面。如果教师在枪击面前躲在学生后面，是否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范跑跑呢？我们支持范跑跑，是因为这个腐烂的社会。在一个有序的，文明的，在各个方面都做到“未雨绸缪”的社会，一个教师抛下未成年的孩子，独自逃亡，这确实很无耻。或者，至少是一种没有尽到责任的行为。可是，在我们国家，谴责房子盖的不牢的声音，竟然比谴责范跑跑的声音还高。而方舟子也对范跑跑的指责，甚于对中国的建筑商们的指责。我倒是更希望他能对比一下中美建筑。看看一场同等震度的灾难，美国的房子倒了多少，中国的房子倒子多少。美国人死了多少，中国人死了多少。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方舟子有什么更高明的动作。

　难道，方舟子真的是无耻；先是替政府大张旗鼓地开脱，后又对正直自由的范跑跑“下毒”。我承认，这是方舟子言论自由。他怎么说，那是他的权利；但我看他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或者，是一个恶劣的手法，来炫耀自己的无知？但愿是后一个结论，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