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鹰临天下

上不了网、打不了手机，再加上回到朝鲜，似乎成了诬蔑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二之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都磨出老茧了。这些谎言是如此的拙劣可笑，以致于很多网友都不屑一顾，直接称呼为脑残。但仍然有许多网友不明就里，或者是半信半疑。

谎言总是见不得光的，摆一下事实讲一讲道理就不攻自破了。为节省网友们的宝贵时间，本人引用的资料比较精简，反正都是公开的么！

先说说回到朝鲜。这个谣言之所以荒谬，就因为拿朝鲜与中国比是非常荒谬的。

首先，金日成与毛主席不可比。鹰临不知道他在朝鲜是不是被誉为太阳，但这个金太阳与毛主席这个红太阳相比成色就太差了。呵呵，火克金嘛！粗粗归纳一下，有五条不可比：

一是身份不可比。金日成5岁时（1917年）迁居中国东北。11岁（1923年）回国，13岁（1925年）又回东北，一直到33岁（1945年）才回国，其间只在朝鲜呆了7年。也就是说在中国呆了26年，将近80%。1946年金太阳猛然升起，成为北朝鲜临时委员长。但这种长期旅居中国的经历和类似于归侨的身份问题，多少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二是经历不可比。金日成于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抗日活动。直到1937年金日成才率150人，在杨靖宇将军掩护下奇袭朝鲜的日寇据点普天堡。1939年5月，金日成也曾回朝鲜抗日。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被迫退入苏联。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金日成时任该部第一营营长。1946年以后才坐直升机。呵呵，真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三是地位不可比。金日成在军内的最高职务虽然是个师长，但带的兵充其量不超过一个营，难以服众（金营长的大号是比较准确的）。相比之下，崔庸健资历就老多了。崔庸健是朱总在云南讲武堂的校友， 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广州起义。担任过抗联的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和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一直是金日成的上级，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都比金日成高（正因为如此，苏联绝不会选择崔庸健）。

四是军事才能不可比。中共曾多次提醒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他却置若惘闻。开战时根本没通知中共，胜利时听不进中共的意见，打输了就向中国搬救兵。鹰临顺便讲一个民间故事。

本人曾听家乡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人讲过，彭总曾经打过金营长一记大耳光。那是在五次战役时，朝鲜人民军撤退时没通知志愿军总部，致使180师全军覆灭。彭总的性格非常耿直暴烈，要求非常严格，善于打大仗恶仗，定下决心后是不计伤亡的。但彭总对战士们是非常和蔼的，也从来没有听说打过营长连长。金营长当上首相后，以为自己也是个军事天才了，为了维护其光辉形象当然要辩解，据说语气和态度都不诚恳。彭总一直忍着的怒火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他敢对一个军长说“挥泪斩马谡”，又有什么理由不敢打一个营长呢？还听说金营长穿着呢军装、挎着左盘枪的卫队不知死活，竟然想冲进志愿军总部，当即被愤怒的战士们给缴械了，还替金营长挨了不少揍。

五是人品不可比。毛主席为了两国友谊，也为了树立金营长的威望，把长白山的一半给了他，他却大肆清洗“亲华派”。事实上这些人原先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四野的将领，也曾是中共党员，本身就对中国怀着浓厚的感情。之所以被打成亲华派，就因为这些人当时的职务和威信都远远超过金营长。金营长虽然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发家，却是一个亲苏派。当然这也是苏联选择他而不是别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给了两个师给他，他却焚毁志愿军陵墓；向中国搬救兵时心急火燎，一停战便要求志愿军提前回国等等，简直没法列举。其实抗美援朝后期，就有很多支援朝鲜的朝鲜族指战员坚决要求回国，金的人品亦可窥见一斑。

其次，金二代与毛岸英没有可比性。

其一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只有朝鲜是所谓的世袭制。这是朝鲜一个非常大的硬伤，给朝鲜的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其二是毛岸英绝非金二代可比。那些说毛岸英是因为生火煮鸡蛋牺牲的“人”，真是猪狗不如。身为一个经历过二战战火考验的坦克连党代表，会不懂烟火意味给斯图卡和亨克尔轰炸机当活靶子吗？尔等是军事盲也就算了，怎么能以为毛岸英烈士不懂这种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呢？这不是自己把脸送上来让网友们抽吗？

顺便提一下，毛岸英为什么没给安排到一线部队？官方说法是志愿军司令部需要一个俄语翻译，小道消息是说彭总为了让主席放心放在自己身边。甚至有人断言彭总因“万言书”而下野，是毛主席公报私仇。有兴趣的可以去翻一下史料，看看究竟是哪些人要极力整他？“万言书”触犯了很多地方大员，这些人对彭总群起而攻之，非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不可。彭总的脾气确实得罪了不少人，他本人没当回事，以为他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可别人早就不这么想了。但碍于他的丰功伟绩，别人一直找不到扳到他的机会。现在碰到这个“里通外国”和“右派”的天赐良机，岂会放过？相反毛主席倒是极力保他的，所以主席说“老是他们讲，我也没办法”。

依鹰临的看法，期大林的儿子雅科夫中尉的悲剧不能不让中共引以为鉴。雅科夫原先是一个工程师，在卫国战争爆发后任第十六集团军十四坦克师三团二营中尉军官。1941年7月，雅科夫受伤被俘。德军多次严刑逼供，雅科夫始终宁死不屈。后来德军要用雅科夫换德军元帅保卢斯，被斯大林拒绝了。法西斯决定严刑处死雅科夫，并把处死的惨酷经过拍摄下来，以永远惩罚斯大林的良心。 1943 年 4 月 15 日，德国党卫军在电网附近布置了桌子、刑具和摄影机。雅科夫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迅速扑向带电的铁丝网。惊慌中的法西斯匪徒开枪射击，年仅 36 岁的雅科夫壮烈牺牲。

假如毛岸英在前线牺牲，敌人一定会大肆宣传。遗体万一落到敌人手中，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李承晚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假如毛岸英受伤被俘，敌人大肆宣传不说，还一定会用来交换美韩高级战俘。同意交换，敌人一定会宣传中共领袖儿子的生命重于其他人的生命，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没有人权和平等。不同意换，敌人又会宣传共产党人都是铁石心肠，没有人性和亲情，一样可以达到妖魔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还有人讲，虽然当时毛主席没有这个想法，但毛岸英只要活着是肯定会成为金二代的。这种人说轻一点是满嘴跑火车，说重一点只能是脑残了。毛岸英逝去这么多年了，不管是哪方面的资料都没找到他有什么缺点，又凭什么断定他会成为金二代呢？

毛岸英的经历非常曲折，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8岁时母亲杨开慧就壮烈牺牲。1931年去上海，曾在街头流浪过。1936年先赴法国后赴莫斯科。1941 年加入苏联红军。 1943 年获得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并加入了联共（布）。参加了苏军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1946年回到延安搞土改，其时与毛泽东已有20年没见过面。1949年结婚，其后又到工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1950年10月8日参加志愿军， 1950年11月25日上午（入朝仅仅一个月），壮烈牺牲于美军燃烧弹的火海中。一个28岁的革命烈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长眠于异国他乡，如此诋毁还有一点点最基本的人性吗？

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所以他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主义烈士；如果他不是毛泽东的儿子，也许他能象普通人一样生儿育女，贻养天年。当然他也有可能在建国前那段兵荒马乱的年代无辜的丧失生命，也极有可能象无数志愿军烈士一样活着盼来了新中国、却为了保卫新中国牺牲在异国他乡。在他们的心中，也许已经为建设新中国画好了宏伟蓝图，也许已经在筹划和平年代的新生活，也许正急切的等着与亲人团聚……然而，他们永远没有等到这一天。但他们为国家为民族铸造了一座座永远的丰碑，激励着后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奋勇前进！

伟大领袖以6位亲人的牺牲书写了他对革命的忠诚与热爱，证明了他始终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一个儿子以牺牲实现了精忠报国，这个儿子便不再平凡；一个父亲用一生实现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父亲便越发伟大！

但这样的故事还是令人扼腕。一个革命领袖尚且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中国革命的牺牲又是何等的惨痛壮烈？

而且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胡乱揣测既不是一个严肃的专家所为，也为正直的人所不齿。鹰临并不否认毛岸英变成金二代的可能性，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只要事实没有发生，这种可能性就永远不能提上台面，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言。有些人喜欢偷梁换柱，将这种可能性偷换成必然性。如果有个人跑到大街上对人讲，虽然你的女儿现在是个乖孩子但将来可能是个妓女，你的儿子虽然现在很听话但将来可能是个杀人犯，看别人会不会打得他满地找牙！没凭没据的凭什么诬蔑人家？那又凭什么诬蔑一个革命烈士呢？是期负他站不起来？还是期负毛家没人了？

在有种人眼里老百姓一定是刁民，群众一定是不明真相的，工农一定是落后生产力，反正只有自己是好的，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对于同类则是“内地贪污开始盛行，我非常开心”。只能称之为狗眼看人低了，在狗眼里能有一个正常人吗？所以，不拼命抹黑怎么行呢？

其三是长期以来金二代都被妖魔化。除了西方媒体的报道外，我们能从哪个渠道得到金二代的信息呢？从西方一贯的宣传手法看，金二代是否真的那么差劲非常值得怀疑。虽然他不能与毛岸英比，但我们也不应该被戴上有色眼镜。

再次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朝鲜也没有可比性。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独区一格的，根本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带有不少苏联元素，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从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根本不同，就可以看出中苏破裂不是偶然的。

（二）朝鲜的国际形象比较糟糕。一是世袭制，二是经济上虽然是艰苦奋斗，但自力更生成份不多。大体上有一点讨要式的社会主义，对苏联讨，对中国要。那时很多工厂一碰上朝鲜同志就赶紧把好机器藏起来，因为朝鲜向来是看到好东西就要的，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困难，不给就不高兴，好象天生就欠他的。

（三）朝鲜的真实情况也是一团迷雾，关于朝鲜的客观报道少之又少。也就便于造谣了。

由上所见，“回到朝鲜”的对比是多么可笑。这就引发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中只选朝鲜来对比中国，而不是古巴？原因也应该有五点：

一、卡斯特罗是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家，其威望远远超过金日成，虽然古巴的国土面积比朝鲜还小！

二、古巴的情况比较公开透明，不好造谣。

三、世界舆论和大多数西方传媒和都同情古巴，谴责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四、古巴是属于传奇英雄切格瓦拉的国度。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1955年，格瓦拉投入古巴革命斗争。1965年辞去一切职务，去其他国家继续进行反帝斗争。1967年10月7日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 10月9日，这个神话般的自我流放的赤色战士被玻利维亚当局枪杀，时年39岁。1997年遗骨才得以回到古巴。切格瓦拉成了一个介于神话和宗教之间的英雄，成了纯真、理想、浪漫、热血的偶像，成了蓬勃、进取、力量、战斗、叛逆的符号，在全球拥有大批崇拜者。

五、古巴是插入美帝国主义心脏的一把尖刀，拿这个举例子会让美国人不自在。你美国不是封锁么？越封锁古巴越有生命力（中国更是如此）。朝鲜毗邻中国，形象又比较差，似乎对中国的年青人更有说服力，也不丢主子的面子。

再说说上不了网、打不了手机。呵呵，这种谣言的硬伤更是显而易见。原因如下：

一、这是在拿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与七十年代的中国比，又在偷天换日。七十年代的西方，上得了网打得了手机吗？见都没见过因特网和手机！在它们看来，只要搞计划经济中国就会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文化，以及人民的生活，都会永远地停滞在七十年代的状态上，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和进步。这符合常识吗？

二、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至今仍然上不了网、打不了手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不在于北京上海又多了几个IT时代的巨头，不在于深圳广州又多了几个荣登福布斯的亿万富翁，而在于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真正脱离了贫穷，而在于中国的穷人们不再为下一顿饭颠沛流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贫困地区，或者看到过贫困地区的照片？那些地方不要说手机、因特网，就是“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也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只能说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更谈不上什么盛世什么和谐了。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这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实在是愧对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几千万革命烈士！可别胡扯什么“大锅饭养懒汉”！改革开放不是已经30年了么！共产党人不怕鬼、不信邪，不是为了这种“马太效应”闹革命的！

三、上得了网、打得了手机是民主权利吗？儿童们一般上不了网、打不了手机，是否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呢？犯人们也是不让配手机的，是否也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呢？

四、上得了网打得了手机是精神需要吗？上得了网打得了手机就证明社会文明生活富裕了吗？手机、网络目前恐怕还是绝大多数人的谋生工具吧，虽然据说中国也出了几个IT业的亿万富翁。

五、上得了网、打得了手机能掩盖贫富差别吗？就能证明自己是富人了吗？几百块钱一部的手机与几万几十万块钱一部的手机能是一个概念吗？答案既然是否定的，那又何必拿上得了网、打得了手机来自欺欺人呢？

六、上得了网、打得了手机是物质需要吗？抗美援朝的勇士们是为了物质需要才上战场吗？比如说五十年代上得了网、打得了手机是一项“帝王级的享受”，会不会有人为了这个享受而甘愿拿生命做赌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国民党军队的“冲上去赏十块大洋”显然没有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的“干掉敌人给你记功”管用，就因为解放军（志愿军）指战员们知道为什么打仗。是“保祖国、卫和平就是保家乡”，而不是战场上最没有用处的金钱！

七．朝鲜就上不了网、打不了手机吗？从那些少得可怜的媒体报道得知朝鲜的通信网络比较落后，手机信号不好，网络速度很慢。但没听说在朝鲜就上不了网、打不了手机。

综上所述，上不了网、打不了手机、回到朝鲜的谣言可以休矣！拜托以后编造一些有技术含量的谎言好不好？不要恶心大众的智商好不好？你要自取其辱没关系，大众还嫌污染眼球呢！套用一句周星星的话就是“脑残不是你父母的错，跑出来丢人现眼就更不对了！”。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毛岸英，谨以此文纪念所有志愿军烈士和为抗美援朝作出贡献的中国人，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115周年诞辰！

鹰临天下2008-12-25

文/鹰临天下

笔者因工作原因，经常走访企业。虽然任务完成了，但有些感慨却始终缠绕在心头，挥萦不去。虽然每次的感概都不一样，但还是可以归结为几种类型：

一是有些企业依赖大学和科研院所搞研发，企业美其名曰产学研结合。还经常宣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实不过是技术转让和许可证生产。不搞研发当然使企业降低了成本，还经常享受各种自主研发的政策优惠，可谓名利双收。但花钱买来的技术，能算是“自主知识产权”吗？一个老指望花钱买技术的企业，会有持续的竞争力吗？有可能打造成百年老店吗？

二是有些企业也不搞研发，靠“挖墙角”和从“地下市场”买图纸过日子。有的单位耗费几千万资金和十余年心血培育的人才或图纸，他花几百万就搞到手。还经常大言不惭的宣称：这是国际国内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的经验就是重金挖人才。图纸当然能解决设计问题，但能解决制造问题、工艺问题吗？真不知道底气从何而来？

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法律对技术创新成果的确认，但有知识产权并不代表具备独立生产的能力。只有拥有核心技术并能独立研发和生产，才是真正的自主知识产权。

三是有些企业对别人的图纸修修改改，就成了自己的专利。民族企业的原始创新专利极少，大多数是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其中相当多的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其实就是心照不宣的相互抄袭，还冠冕堂皇的称之为“新产品”。 技术因其易流动和无形性，使得认定技术秘密侵权十分困难，所以企业间的“仿”、“偷”、“冒”是层出不穷。但这些东西用来追求短期效应是可以的，偶而用来骗一下人也是可以的，但想在所有时间内欺骗所有人是不可能的，发展壮大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四是有些企业以所谓的自主创新来争取政策优惠、财政资助和专项资金。这些“自主创新”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实现产业化，在技术上仍有很多难点没有解决。其目的就是为了套取资金和享受政策，往往是政府充当了投资主体，领导成了忽悠对象，仓库成了最终归宿，替代进口成了口号。

这些“自主知识产权”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一是造成了企业的恶性竞争，挖人才、拆墙角、抄袭在企业之间是司空见惯、层出不穷。有些民族企业在经营理念上与一个封建社会的小作坊并无二致，徒有现代大企业的华丽外表，实质是利用人力资源来不停地向底部竞争，这种竞争是以人力费用永远被压在最低点为代价。这种“成本优势”或“比较优势”是不值得津津乐道的，既不可能成就世界级企业，也不可能促进科技进步和增加国人收入。这种恶性竞争中更不可能使员工和人才忠诚于企业，相反是造成了大量的技术秘密外流。

二是造成了研发的低水平循环。企业不愿搞研发，而组装加工的利润也不足以支持自主研发，于是就陷入了一种“不研发是等死、研发是找死”的两难困境，仿制产品和购买技术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长期的仿冒行为使企业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队伍，永远无法摆脱对别人的技术依赖。

说得极端一点，中国企业最擅长于经营的是技术门槛低、利润率低的产品,其次是技术门槛高、利润率高的产品,要么不需要技术要么可以高价买技术。有些企业在这种低水平循环中尝到了利润的甜头，已经欲罢不能。

三是助长了中国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甚至是产学研体系的不正之风。表现之一是弄虚作假，汉蕊造假事件就是一个极端事例。但这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很多企业宣传的自主知识产权不也是不掌握核心技术吗？其次是连蒙带骗，玩弄文字游戏，以攫取高额利润。突出表现在随意夸大产品性能，模糊技术定义，炒作一些虚无飘渺的概念和并无定论的功能，引诱用户和消费者上当受骗……

以上种种笔者实在不想一一列举，也无意赘述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当今世界早已进入了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知识经济是新时代新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本质，技术创新则是企业的生命。民族企业当然清楚自主知识产权有多重要，但仍是喊得多做得少，雷声大雨点小。

民族企业早已面临粗放式增长的瓶颈，2008年更是雪上加霜。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土地供给、能源资源、违法成本和宽松的环境监管等“政策红利”早已到了极限，再加上人民币外升内贬、美国次贷危机等外部因素，都倒逼着中国企业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是否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能否提高技术竞争力，就成为中国企业能否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

提高技术竞争力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沿着本国 “基础研究—技术科学—应用开发—生产推广”的技术内部生长链进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就是典型；二是通过“引进—消化—模仿—提高与创新—本土化”的技术外部生长链，日本韩国是其中佼佼者。但很多中国企业走的是“引进-模仿-落后-再引进”模式，也就很难提高技术竞争力了。

要根治这些痼疾，首先是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其次是扶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企业，再次是建设一个人人尊重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但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要形成一个人人以自主创新为荣、个个以抄袭假冒为耻的人文氛围。唯有如此，才能根除民族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之殇。

2008年08月27日  《财经文摘》

本刊记者 齐介仑

《财经文摘》：通州宋庄“画家村事件”你可能听说了，你怎么看集体所有制？

李昌平：在画家与农民的官司里面，画家并不吃亏，而且这也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当然也和地权私有化没什么关系。你去找法律依据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下面，集体所有制不是公有制，它是民有制。毛泽东说，“集体所有制是半社会主义的”，为什么是半社会主义，而不直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呢？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是一个集体，这个土地归我们所有，怎么会是公有制呢？就像股份制企业一样，公司是我们几个人按相应股份共同所有的企业，上市了就是公有制了吗？当然不是。集体也是一样，它是成员制，是我们几个成员所有，怎么可能是国有制、怎么可能是公有制呢？集体所有制里包含了私有制。“私有”这个概念，看你怎么去定义了，究竟是“大私有”还是“小私有”，是不一样的，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你可以理解为私有，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两个人共同所有，但它至少是民有制的，和国有制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些学者根本就不懂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永远都不会土崩瓦解。在中国，它永远都会存在，而且瓦不瓦解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别人没权力去说。比如说村子里面的水塘、风水林，它是属于集体所有的，是集体所有制当中的一种形式，叫做共同公有制，那个水塘怎么可能私有呢？风水林在农村有它独特的功能，能把它私有化吗？不能私有化。

私有化是“按户占有”还是“按人占有”呢？有人说，“按户占有”也不是私有制，还要考虑让它“按人占有”，因为姑娘嫁出去要把地带走，必须量化到人头上来。农村没有现代制度体系，农地不像城市的房产，可以量化到个人，可以进行交易，比如说北京密云水库，你告诉我，怎么去私有化？

怎么能够按照城市的话语去说农村的事情呢？这是城里人想当然说出来的一套东西，农民并没有听懂，实际情况也并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说，今天讲私有化的所有学者，都没有讲清楚该如何去私有化。反正我是想象不出怎么去私有化。

在中国的清朝也好、民国也好，还是清朝往上走也好，有多少公田？那是私有制吧？民国，公田面积达到百分之三十几，怎么可能把农村的土地搞到私有化的程度呢？土地问题从来都是允许公田存在的，有以户为单位存在的，有以学校为单位存在的，有以家族为单位存在的，也有以寺院为单位存在的。为什么要私有化？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是某些学者自己想出来的一个问题。

《财经文摘》：你对农民在自己的农地上开发小产权房的合理合法性如何看？

李昌平：可以啊。农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集体的土地就不能够建房子呢？当然可以，宪法是允许的。至于说其他法律不允许，那就要其他法律改过来。但这个问题不能和私有化混为一谈，是和私有化没有关系的。

《财经文摘》：也就是说，你支持小产权房合法化。

李昌平：它只要有产权，就可以去交易，管它大产权还是小产权呢！集体用它自己的土地建房子当然了，它要依法去建，如果是集体建设用地，政府就应该允许它进行交易，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所有制平等、主体平等，不管你是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是个人所有制。而且并不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就值钱，也不因为土地是农民个人所有的，它就不值钱，否则就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只能说我们还不懂市场经济，以为只有私有化了才是市场经济，这是不对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允许国有制存在的，是允许集体所有制存在的，是允许个人所有制存在的，是允许家庭所有制存在的。干嘛一定要私有化呢？这就叫极左。这和“文革”是一样的。原来只有公有化是对的，现在是只有私有化是对的，这都是极左的表现，并不什么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上的偏右，行动上的极左。是不是也要把天安门私有化、把长城私有化，把我们的地铁、公交车全部私有化？

《财经文摘》：如农民进城打工或举家迁徙，那它是否可以退出集体，如果不能退出，土地岂不撂荒了？

李昌平：干嘛撂荒呢？

《财经文摘》：那怎么处理呢？

李昌平：你把地还给集体，集体给你一笔钱，让你走路啊！

《财经文摘》：哪个农民是拿了钱退出集体的？

李昌平：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学者根本不懂农村那一套，制定了很多限制农民、限制农村的政策。你像我，读书从农村出来了，当初集体给我卖了粮食，给我出了钱，然后我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商品粮户口。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这样的，是有一个退出机制的。到后来，一些学者根本不懂农村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一套东西，把农村搞乱了。特别是现在的一些学者，不懂农村的情况还瞎嚷嚷。
《财经文摘》：主要是哪些人呢？

李昌平：基本上都是如此。不是说有分割权吗，我要退出，集体就该给我钱，这是一个退出机制，但这并不是集体所有制本身的问题。现在说农民种地不要交钱了，土地是农民集体的，我们集体的地给了你一个人种，你该不该交钱啊？为什么不交钱？你交了钱了，集体有钱了，有人再要退出的话，好，我给你钱。为什么现在给不了？是因为中央规定说，分到户，永远都不变，不准收钱，还叫集体所有制，还叫家庭承包，这就限制了农民的退出权利。这并不是集体所有制本身的问题，是你没有完善集体所有制，或者你把集体所有制搞乱了，是这么造成的。谁造成的呢？难道不是北京那些制定政策、制定法律的人搞的吗？消灭集体所有制、说它不好这是一个很愚蠢、很主观的想法。

集体所有制下，地权就是农民的。你去看土地的相关法律，特别是宪法规定，土地的权利就是农民的，没有说它是村干部的，也没有说是国家的，其实就是农民的。只是你最后没有落实，特别是《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这两部法律，本来就是想瓦解集体所有制。干了件很坏的事情，就是把农民的地权给剥夺了，剥夺了集体所有制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的地权。因为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个已经定性了，但是你看《土地承包法》，它就否定了集体的权利，说种地不要钱了，不用集体交钱了，那就否定了集体所有制，那它变成什么所有制了呢？它变成了土地国家所有、农民30年承包。这就是否定集体所有制的后果。

另外，《土地管理法》说，把土地从农民那里征过来，给农民30年补贴。30年补贴是什么？是使用权。政府征过来的是什么？是所有权。为什么政府拿过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却只给农民使用权的补贴呢？那集体的所有权呢？30年到了，集体能不能和政府打官司呢？因为你政府只补偿了30年，只补偿了使用权，那所有权还是集体的！这个事情是谁干的呢？是制定法律的人干的，是北京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就是为了否定集体所有制啊！否定了集体所有制也就否定了民有制。

无论是私有化也好，是什么化也好，必须立足于民有制，从集体所有制开始，在民有制的框架里面谈怎么去改革。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先把集体所有制否定掉，再怎么改？没办法改。

很多人说，集体所有制很坏，但我想问他：集体所有制怎么会坏呢？集体所有制和我们现在的股份制不是差不多吗？至于说集体内部有什么问题、哪个干部权力大了些，那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财经文摘》：那你怎么解释“集体所有”与“村干部所有”的关系？

李昌平：这就是想当然的话语，这是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集体所有制而想出来的话语，实际情况远远不是这个样子。我来问你，是谁抢占了大寨村的土地，是谁抢占了华西村的土地，又是谁抢占了南街村的土地？这些村庄可都是搞集体所有制的，可它为什么搞得这么好呢？难道说他们的村支书好得不得了？那你去温州采访，温州有个将军村，依然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每征一块地，都必须要经过全体村民开大会讨论才能通过，那个村支书在任上有十几年了，集体经济搞得好得很，是温州最富有的村庄之一。

凡是土地分到户的地方，村集体是没有能力去保护地权的，所谓一定的产权要支撑一定的治权，用一定的治权来保护一定的产权。一家一户产权的话，集体经济不是很强大，产权到了户了，好，政府要征你的地，就给你补贴30年，你一个人对抗政府怎么行呢？如果有集体所有制，土地法也好，宪法也好，说得都很清楚，必须要有70%以上的村民同意，政府才能够征地。政府说，我不要征得集体同意了，只要和你们一家一户讲，村子里面盖个章。你想想，一个村长怎么可以敌得过政府呢？你当了村长，也会帮着政府征地，因为征的地，并不是你的，是农民的那个所谓30年不变的权利。

很多学者不懂农村，在那里瞎说，一方面要否定集体所有制，一方面又要地权归农，这是矛盾的！集体所有制就是地权归农啊，为什么没有实现归农？因为你否定了集体所有制！你不否定集体所有制，地权就可以归农！

《财经文摘》：实际上你是用了一个民有的概念，去取代私有化这个说法，谈私有化不安全？

李昌平：不对。私有与私有化是两个概念，我主张私有，但我坚决反对私有化。比方说，有了集体所有制，国家发了土地集体所有权证，这个集体的内部是可以进行改革的，是可以对集体所有制进行完善的，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我们说，这一片地，有基本农田保护法，你不可以把所有的土地都用来搞工业。这一片是搞农业的，是集体所有的，我们也可以分到户，而且以后永远都不变了，那也就是他们理解的私有化了，对不对，叫作农地的永佃，不变了，永远都不变了，那好啊，这个问题不就明晰了嘛。
你也可以认为，一家一户经营没有效率，就像华西村和大寨村一样的，那么不搞一家一户经营，我们对外招标，承包费按人头分配，用这种形式也没错啊！这就是农民有选择权，有自主决策权，不由你学者说什么“你们就应该搞私有化”，谁赋予学者这样的权利？这是人家农民自己的私权，你干嘛要干预？

这片地是我们一家五兄弟的，你来个学者说，不行，你必须要给把这个地分到他们家里的每个人头上去。那是我家里的家事，关你学者啥事啊！这叫侵权，国家不能侵权，学者也是一样的，也要守法，也要尊重农民的权利，不是凭着一个概念，一个理念，就说什么应该私有化!

比方说农业的水利问题，它就是一个强制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民主的问题。比如一个村子的水系，它是一个公共品，就不能把它私有化。这片地，种棉花或者种蚕沙，如果有一个农民说，我不种蚕沙，就要种棉花。那么，整个那一片地就得都种棉花。为什么呢？因为棉花要经常打药，蚕沙的叶子一打药，蚕吃了就不结茧子。

农业之间的联系和城市住房问题是不一样的！它有农民自觉的问题，所以要村民自治，你不要干预，如果你干预的话，一个说我愿意种棉花，那其他人就死定了。村庄共同体里面的很多问题不是城市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个公共水系好好的，有一个人提出要自己打个井，说我不用公共水系了，好，那公共水系搞破坏了、搞垮了，地下水一采起来，土地沙化，怎么办呢？同时，一家一户打井，那个费用得有多高！这是需要维护一个村庄共同体的，这是农业的特点。

我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把产权分开，只是说选择权在农民。中国的土地制度，真的很复杂。我们第一步，是必须要把集体所有制搞落实，因为宪法规定有集体所有制，要依法来。如果《土地管理法》或者《土地承包法》违反了宪法，那就要改，而不是要否定集体所有制。

凡是在否定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搞的其他法律，都只会害农民。特别是很多不懂农村的人，提出来所谓的否定集体所有制，搞私有化，并在此基础上，搞了一些法律，害的就是农民。前不久不是黑龙江很多地方的农民说，他们要收回地权，都是北京的一些根本不懂农村的人，纠起农民来发表的一些声明。声明我看了，否定集体所有制，收回地权。没有集体所有制，你怎么收回地权？

《财经文摘》：怎么不能收回呢？

李昌平：你到法院去告，凭什么去告？农民惟一一个可以收回地权的法律，就是宪法，就是集体所有制。集体去告政府，说这个土地是我们的，是因为宪法规定这个是我们的，你才有法律依据啊，你把集体所有制否定了，怎么去收回地权？就没有所有权了。所以说，收回土地所有权，前提是必须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之上，这样才有法律依据。

在民有制条件下，是采取股份制，还是采取按户所有制，抑或采取按人所有制呢？民有制下面有多种形式，不排除按人占有的私有制，也不排除按户占有的私有制，也不排除按股份所有的私有制。所以，集体所有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的演化有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不可以一句话说到底。我在农村呆了这么多年，实在是想不出今天如何用一句话把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设计好，说，你们私有化吧，这是没办法操作的，是要搞死人的。

文/鹰临天下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企业必然履行社会责任这股洪流已不可阻挡。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究竟该如何定义？又该从哪里破题？学术界们对此一直是众说纷坛，企业界对此也是讨论得多操作得少。

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变。从春节期间的雪灾，到 “5·12”汶川大地震，中国企业积极捐钱捐物回报社会，以实际行动回应了长期以来公众存在的一些质疑。

平心而论，2008年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最为困难的一年。人民币升值、出口下降、CPI和PPI高企、货币从紧、融资成本增加、企业所得税的调整、新劳动法的实施，原材料普遍涨价，环保的日趋严格，人力成本和物流成本的上升，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低迷、全球范围内的油价上涨，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层出不穷的对中国产品设限……在这种不利情况下，民族企业们依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灾区慷慨解囊，是很不容易的。

此次民族企业捐款，简单归结起来有五个特点：一是反应迅速，汶川地震当日就积极行动起来；二是绝大部分企业是主动捐助，不图名利，不等不看；三是数额比较大，很多企业捐款都在百万、千万以上。四是参与企业众多，不管捐多捐少企业都积极行动起来，人人以捐助为荣、以不捐助为耻；五是匿名捐助的企业多，有一家公司匿名捐款5000万以上。

其中有一些人和事特别让笔者感动。比如一直被列为民族企业标杆的华为，此次无偿捐献价值3亿元的通信设备（成本价），还有3700万的员工捐款，再一次让国人为之骄傲。2007年“中国首善”陈光标，累计捐款捐物实际到位5.13亿元，这次又奋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还有捐献一年利润（1 亿）的王老吉……由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国人买国货”的热潮，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空前增强。

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着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等四方面，此次民族企业积极投入抗震救灾更多展示的是慈善责任。对企业而言，慷慨的捐赠当然会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会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会增强顾客的忠诚度。捐赠最多也只是展示了企业的外部形象，并没有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和产品质量。

捐助之后，民族企业们也面临着三种非常现实的要求，或者说还要履行其它三种责任：

一是企业的效益要求。毕竟企业是以羸利为目标的，如此巨额的捐助对企业的年度目标是有影响的。在外部供求关系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必然会大力内部挖潜，降低各种成本。特别是捐助震区的上市公司，不能把年报搞得太差，从而损害股东们的利益。这是企业的经济责任。

二是职工提出的要求。既然企业可以为千里之外的灾区献爱心，为什么不能提高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呢？毕竟很多中国企业的工人薪水和待遇还很低，劳动环境和安全防护还很差。如果漠视员工的利益，对职工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只能让人怀疑企业是在做秀。反之提高职工的待遇，会提高职工的忠诚度，会提高工人的自豪感，会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会让职工自觉以厂为家，从而提高生产力。这是企业的伦理责任。

三是社会提出的要求。公众很难想象一个为震区大力捐助、无私捐助的企业，怎么能大肆污染环境、会偷税漏税呢？怎么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呢？怎么会对消费者不负责任呢？这是企业的法律责任。

    汶川大地震显然只是一个外部的诱发因素，由此引发了民族企业们积极抗震救灾。慷慨解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企业反哺社会的应有之义。或许民族企业们没想到，企业无私捐助后还得负这么多责任。或者说，汶川大地震开启了民族企业社会责任之门。

从国外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由内而外的，是渐进的，是建立在本国劳动者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福利基础之上的，最起码是同步的，是与人权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生产转移，普遍出现了劳动时间过长、低工资、强迫加班、缺乏职业健康保护、性别歧视、环境污染的“血汗工厂”。

但直至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消费者才不再只关心产品质量，开始综合考量环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诸多方面，进而声讨“血汗工厂”。为了保护自身和其他人的基本权益、赖以生存的环境还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民众掀起了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女权运动等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热潮。

而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由外而内的，是一种外部因素驱动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挤压式的产物。这种由外而内的模式，应该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发达国家通常指控“中国制造”为“倾销”的重要借口之一，就是中国企业没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其实就算西方国家不指控，民族企业自身也有这种需求。但要求民族企业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来的路，的确是太苛刻太霸道了一些，但中国企业中国人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文/鹰临天下

对于这个问题，执政党早已给出了答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本就是执政党的宗旨。在这个前提这个基础上，干部才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此次汶川地震，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以自己的行动，对为了谁依靠谁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毫不动摇的答案。一切为了同胞，一切依靠同胞，13亿中国人面对巨大的天灾，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能屹立在这个星球上的根基，这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薪火传承、源源不绝的根本原因。

2月肆虐的雪灾，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322台独公投失败，4月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 5月胶济铁路火车相撞和儿童手足口病，再加上居高不下的CPI指数，腰斩一半的股市，人民币升值……但在困难面前，中国人何曾低过头？当风雪阻断归途，当主权面对挑战，当圣火遭遇屈辱，当病毒吞噬生命，当列车冲出轨道……我们的选择都只有一个：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但显然有些人包括少数所谓的专家是不这么看的。当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时，他们没有只言片语；当西方诬蔑314事件真相时，他们立刻鹦鹉学舌；当政府澄清真相时，他们大谈“普世价值”；当圣火遭遇屈辱时，他们集体“失踪”；当海内外华人奋起反击时，他们抨击“民粹主义”；当爱国主义洪流席卷神州大地时，他们又要“理性爱国”；目前藏独分子已经伏法，圣火也在内地顺利传递，他们又要惩办“愤青”“爱国贼”！……

这些先生们的言论还有很多，鹰临无意一一列举。汶川地震已是第三天，这些先生嘴中的友邦还没有伸出援助之手，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到那里去了？当年中国人听信这些先生们的“普世价值”，可真的为911、东南亚海啸捐出了不少真金白银！现在是不是该请这些先生们再来为“普世价值”背一次书？或者是为“友邦”们解释一番？难道“普世价值”只是“友邦”们口中一堆华丽的词藻、手中一个小小的泥人，想怎么捏揉就怎么捏揉？

其实“普世价值”究竟是怎么回事，经历了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圣火被辱事件的中国民众已是心知肚明。如今那几个臭名昭著的组织，又想借地震援助来为达赖招魂，本身就已是非常的可笑。都已经是过街老鼠了，还有哪个中国人相信他们的说教？又有哪个中国人肯接受如此屈辱的援助？就象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国赈济的粮食一样，中国人这点硬骨头精神是有的！

当然精神不代表一切，我们还得有实际行动。这些先生们向来瞧不起的内地大众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正在自发的为灾区捐钱捐物献血，还有不少人自发到灾区救助。这些充满同胞之谊、血肉之情的人间善举，在这些坐而论道的专家们看来当然是很不“理性”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喷薄而出，这意味着敌对势力长期以来挑唆的地域矛盾、民族矛盾、贫富矛盾、党群矛盾的阴谋的破产。也幸亏人民没相信这些专家依靠这些专家，更没被这些专家代表，否则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圣火被辱事件的真相将被永远淹埋！在那些西方媒体面前，这些专家何曾挺直过中国人的脊梁？何曾据理力争过？……

大难当头，忠奸立辨。要评价一个人一个组织，不仅要看他怎么说，更得看他怎么做。这与祖先们的“察其言观其行”是一致的，毕竟中国人在这方面已有太多太多的教训。那些奸臣、叛徒、汉奸，哪一个不是说起来天花乱坠，做起来人神共愤、禽兽不如？此次赈灾，很多的企业、社会、个人都慷慨解囊，踊跃救助。不管是捐助了一元钱，还是捐助了一件衣物，或是为灾区做了一件事，或者只是心中默默的真诚的祝福，都足以让灾区人民感动，都足以让我们所有的人感动。毕竟“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只要有那一份心，出了那份力，都足以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但按照惯例，在此次捐献中，我们又没看到这些先生们的身影。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为何总是在民众众志成城的时候“人间蒸发”？为何总跟大众不团结一致，甚至总是站在大众的对立面？他们为了谁代表谁依靠谁？莫不是为了友邦代表友邦依靠友邦？……但愿不是如此，毕竟大灾难仍给了他们足够多的表现爱国的机会！

最后向伸出援助之手的所有国际组织、国际友人和外国人民致敬！向海内外所有华人致敬！向正在求援的所有干部群众、解放军指战员致敬！目前正是救人的最关键时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鹰临天下2008-5-15

文/鹰临天下

外资企业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统称，中国人一般称之为外企。

以前非常风光的外企，近年来可谓负面新闻不断。从东芝电视机、三菱帕杰罗、东芝笔记本、索尼相机到苏丹红、碘超标、博士伦眼镜、可致癌童装，再到肯德基、麦当劳非法用工和沃尔玛、家乐福规避劳动法突击减员，外资企业光鲜的公众形象早已蓬头垢面。

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据媒体透露，在华造成水源污染的外企已达260多家，造成空气污染的外企有5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0年中，仅有关部门查处的外企商业贿赂案件就达50万件之多，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又据税务部门透露，外企在华每年避税300亿人民币以上。

外企内部员工的抱怨声也是不绝于耳。很多员工反映外企大量存在着长期超时加班的违法行为，并常常以各种理由拖欠员工加班费，还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与此同时，外企普通员工的薪水已没有吸引力。

外资企业曾是大家普遍向往的地方：工资高、待遇好、制度完善、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何在中国不但没成为“好孩子”的榜样，却成了“坏孩子”的典型？

资本不是天使，它与生俱来就带有逐利的冲动，而且往往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对此我们要理性对待，没必要因此对外资企业抱有民族情绪。中国的资本并不比外国的资本更仁慈更善良更有人性，黑砖窑、黑煤矿和频繁发生的矿难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同样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绝对不能因少数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而对所有的外资企业产生偏见，这不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但如此之多的外企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如果目前仍然享受如此之多优惠政策或“超国民待遇”的外企都不能合法经营，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不享受优惠政策的民族企业合法经营呢？连合法经营都做不到，又哪里谈得上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分析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一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滞后，让外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二是中国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极其低廉。三是有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解释太笼统太含糊，让外企钻了法律漏洞。既然违法成本如此低廉，那么知法犯法又何妨？虽然它们名义上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实质上是藐视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权威。

其次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有的地方政府患了“外资依赖症”，盲目迷信跨国公司，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给予某些外资企业“超超国民待遇”，主动替外资企业“扫除”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甚至还规定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不得到外资企业检查。这种行为更给企业违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一些外商越来越无所顾忌，屡屡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既然地方政府大开绿灯，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毫不奇怪了。平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帮助外资企业封锁消息，限制举报者的人身自由乃至非法拘禁。中国还不是法制政府、法制社会，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喜好影响，也只能唯长官之命是从。

最后是维权困难。无论是产品质量的受害者，还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抑或是合法利益受损的外企员工，维权费用都非常高昂。呼吁已久的团体诉讼迟迟未能出台，法律援助也非常薄弱，基本上堵死了平民百姓的维权之路。即使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热心，少数部门甚至百般阻挠、刁难、侗吓，唯恐因此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唯恐因此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

以上四点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原因，基本可以归绺于政府不力。但为何听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更看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难道政府是“一个人在战斗”？难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就对外企违法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

这正是鹰临所要探讨的外资企业屡屡违法的深层原因：

第一条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对外资企业的全面监督。

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非政府组织又可分为官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官方非政府组织基本对外企违法无能为力，表现在：

（一）是通过工会途径来保护外企员工权益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已基本瘫痪，外企工会也同样如此。更高一级的工会既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动机（享受公务员待遇），也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能力（专业技能、法律人才和博奕能力），更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良知责任、职业道德、公正精神和人文关怀。当然工会难有作为的更深层原因是因为现行法律对工会的地位和权力缺乏具体的规定，使它难以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各级工会包括外企工会承担各种政治任务似乎成了主要任务，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倒退而居其次。

（二）是指望行业协会来敦促外企自律也是不现实的。行业协会代表了一种民间公权力，在发达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无论是中国的官方行业协会还是民间行业行业协会，目前既没有社会的广泛认同，也缺乏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法律授权，也没有行政部门授予的权力。这种合法性的缺失限制了我国行业协会功能的发挥，近期内难以指望通过行业协会来规范外资企业。长期的“超国民待遇”也宠坏了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无视强势的政府部门，又怎么会把弱势的行业协会放在眼里？又怎会加入协会作茧自缚？

比较之下，中国的媒体、民间组织和公民就非常值得尊敬了。鹰临衷心的感谢他们，正是他们不顾重重阻挠乃至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这阳光下的一个又一个罪恶，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的一个又一个进程，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

对于工业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微不足道，工业化大生产的轰鸣能压倒任何最强势的个体声音；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同样微不足道，很快就会湮没在信息海洋中。所以个体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各种组织，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维护自己的乃至公众的权益。因此民主国家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但目前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太微弱了，还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对话，以致于外界听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看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努力。

第二个原因则是缺乏与国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联动机制，缺少对外资企业的国际监督。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但与国际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的体制有关。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强势行政机关，潜意识中也就认为外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以为政府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和所有公民，所以政府间的沟通谅解就够了。

这种情况源于我们对国外的宪政体制不甚了解。现代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政府仅仅是立法机构的的执行机构而已，重大事项必须经议会批准。

在发达国家中，公民的力量同样是弱小的。虽然选举时是一人一票，但选举之后如何监督政府？官方组织是议会，民间组织则是各样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议会也算不上是公民代表（议员属于代议制），非政府组织及媒体才是公民代表。虽然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它们能影响政府决策和议会表决。

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意见与议会和政府往往是对立的，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屡见不鲜。与官方的沟通越好，很多时候却往往导致这个国家公民的更多疑虑。因为发达国家公民从来就不认为政府有多好有多纯洁，所以必须加以监督。

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能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多大影响呢？从中国玩具事件中可以体会一二。

美国美泰公司因芭比娃娃而闻名全球，于2007年召回了202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其中 85%的产品是属于美泰公司设计不当引起的。然而几乎所有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媒体都是这样写的：这些产品主要由美国厂家从中国进口，所使用的油漆或表面颜料含铅量达危险水平。甚至象《时代》、《纽约时报》这样著名的主流媒体也做了大量的不实报道。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塞拉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也都推波助澜，中国产品一时是风雨飘摇。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名言。在这次事件中，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被蒙蔽误导了。虽然美泰后来为此向中国道歉，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挽回。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容易被蒙蔽误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跨国公司的形象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不仅有令人放心的品牌、质量和服务以及管理、技术，给予员工非常优厚的薪水和福利，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然它们不可能出问题，那就只有中国的制造工厂出问题了。

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时，可能他真的认为“世界是平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欧美消费者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为中国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和报酬，而且这些报酬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工资水平。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企业得到的收入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卖6.99美元，中国企业才得到了35美分。如此之低的代工费还经常被跨国公司以种种理由克扣，“血汗工厂”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跨国公司此举难道不是在“逼良为娼”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

但如果我们不沟通不解释不通过有效的途径说明情况，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公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呢？就是中国民众，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真相的吗？

既然中国缺乏与国际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必要的沟通，别人不理解以至指责我们就很正常了。指责别人“妖魔化中国”是极其愚蠢和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中国的儿童就不在被这些含铅玩具毒害吗？这种害人又害已的黑心工厂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

其实不光是外资的中国代工厂沦为“黑心工厂”，媒体披露的迪士尼、沃尔玛、耐克、富士康等外企“血汗工厂”还少吗？此前我们给外资戴的高帽子是不是太多了一些？外资企业是为了利润而来的，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以前全是正面新闻“一面倒”，现在则是负面新闻成堆，本国民众都难以转得过弯来，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又怎么能够理解？

    第三个原因是外企的强势地位造就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由于内需持续低迷，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8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又占57%。据《2006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披露，迄止2005年末外企员工已达到25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0％。这10％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6％，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1.41％。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领域占据了80%，90%的出口产品使用的知识产权来自国外。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有很多假外资企业（实质上是内地资本），但也有很多假中资企业。如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中国平安、新华人寿等保险公司，蒙牛、双汇等中国名牌，其实都已经被外资控股了。所以，要统计外资企业的真实实力是非常难的，但外企的地位的确越来越强势了。

值得深思的是，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政策因素。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采用了先对外开放再对内开放的策略，外资企业凭借超国民待遇和避税手段，使其能以较低价格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已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大大压制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换言之，外企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

同时在“市场换技术”过程中，往往以外资母公司的内部技术转让代替技术引进，以购买专利和许可证代替技术引进，以外购成品半成品代替技术引进，只要一形成市场垄断就中止技术更新，再加上外资母公司的技术锁定，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极为有限。换言之，外资并未明显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

但外企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外企动辄以撤资来威胁地方政府，到各式各样的为跨国公司游说的利益集团，再到54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国务院，不得不令人警惕。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的盲目崇拜助长了少数外企屡屡违法。

中国民众似乎从清末开始就对外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不光体现在对外国产品的顶礼膜拜，更体现在思想深处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健康心态，但大众的认知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外资企业都被神化了。

不要以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的楷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经济动物，仍然崇尚狼文化。即使在本国，外资母公司依然是狼，只不过给套上了镣铐。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都在时刻提防着这个经济怪兽、资本魔鬼，不惜以最挑剔的目光给以最严厉的审视。在这种氛围下，外资母公司不得不倍加小心，在本国宛若柔顺的小羊，以此来博得各方的信任。鹰临倒不认同发达国家的法制一定健全以致无隙无钻，而是因为法制国家的法制威慑力是如此之强大如此之严厉，以致于没有人敢轻易钻这个空子。

但法制国家并未对因此有最丝毫的松懈，他们深知资本是会吃人的。至于企业社会责任，那是与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及劳工运动一起努力的结果，而非企业的自愿选择。外资母公司就是因为发现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产的产品，才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

只要离开了这种环境，少数外资就一定会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对这一点中国民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天真的把外资企业捧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点。要成为大国公民，就得走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楷模的误区。

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分崩离析的诚信体系怂恿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毒粮油、毒奶粉、有毒鱼、毒食品、毒蔬菜、毒品……假药、假酒、假烟、假名牌、假化肥、学术造假……黑大米、黑煤窑、黑砖窑、黑心棉、黑心店、黑社会……伪造印章、数字、批文、专利、发票、凭据……再加上豆腐渣工程、注水肉、红心蛋、以劣充好、水货、矿难……，真的难以置信这是在中国——一个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文明古国每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这样的国家都以诚信自居，试问哪种国家不是诚信国家？如果这种企业都有发展前途的话，全球还有哪个企业没有发展前途？

与此同时，“不要学中国人”甚至成了发达国家的共识。与其指责这是在妖魔化中国，还不如扪心自问下：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不到假冒伪劣产品？

     究竟是中国企业的诚信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还是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诚信危机，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鹰临天下必须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外企过激的言论，并非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出于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普通民众无法判断一个外企是否真是令人尊重的“企业公民”，特别是风闻这家外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后，这种情绪就会来得特别强烈。即使事实上这个外企是清清白白的，民众从心理上也可能认为那是“外企公关”的成果，没有诚信的基础就没有沟通的可能。

    对于社会而言的诚信体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就是信托责任，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分工已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注重团体协作，相互信任就是团体协作和社会分工最起码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诚信体系，是无法打造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成了一纸空文。

如果不含偏见的将外资企业放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外资企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我为什么要讲诚信？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却得不到处罚，我为什么不能？既然诚信并非拓展中国市场的必要因素，为何不“本土化”呢？

由此鹰临天下认为，外资企业违法看似是个外部性问题，实质属于中国诚信危机的内部性问题。这也给了鹰临天下一个启示，那就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产业链转移、价值链整合等势不可挡的大形势下，我们一定站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至高点，才能不孤立片面的看待少数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才能跳出陕隘的地域和文化之争，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盲人摸象、人云亦云、盲目排外。

每一位爱国的中国人可以去表达我们的意见、可以去反击，这是我们的权利，但是我们要针对谁，怎样做才可以起到效果。怎样做，才可以揭示真相。怎样做才可以让绝大多数的西方人民接受中国。

人民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包括东方、西方交流的平台商业和文化。

抵制法货或者家乐福这样的商业企业，难道真的是抵制法国人吗？殊不知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依存度再日益加深，这样做丝毫起不到作用，反而会加剧我们的负面影响。

话又说回来，假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包括中国的香港 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也去地址吗？

愤青是爱国的！ 愤青是单纯的！愤青是有良知的！但是 警惕愤青们的爱国、单纯、良知被人利用而失去理智，

西方反华实力就是希望中国人民失去理智！！！！

---------------------------------------------------------------------------------------

这种梦呓真的让俺汗颜，能把思想解放到如此程度，不亏是精英水准！

“西方反华势力没有搞清楚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全国人民都明白这是反华势力在借机闹事，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没有搞清楚”了？别忘了奥运会本来就源自于西方，还犯得着你来辨解吗？

法国人民当然是没有责任的，论坛里面又有谁叫喊要让法国人民来承担责任？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留着自言自语、自我批驳吧！

家乐福能代表法国人民吗？我想凡是有脑子的人，就不会把这两者划等号。至于经济全球化，就更用不着吓人了。这里搞经济、搞产业的多的是。工业产品本就是终端为王，让产品终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极大威胁。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抵制一下家乐福为民族企业创造机会，有何不可？现在又不是旧中国，用不着担心洋枪洋炮打进来吧？用不着害怕友邦惊诧会丢乌纱帽吧？大家不买家乐福的东西，难道就犯法了吗？抵制一下家乐福，天就会塌下来？就会影响中国经济？等着填家乐福空白的商家正排着队呢！

至于最后的理智之说，我就更搞不清楚了。难道无动于衷就是理智？总不能边让大家痛斥藏毒，边让大家笑呵呵到家乐福购物，好让家乐福大股东为藏毒提供更多资金吧？今天又不是愚人节，中国人也不是被骗大的、吓大的，用不着这样玩文字游戏吧？中国人民并没有失去理智，我看某些人已经急得、怕得失去了理智。有中国人民在，你急什么？怕什么？难道你和中国人民不是同一条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工业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一直为世界瞩目。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市场经济。这种特色表现在两点：一是中国经济是一种“赶超型经济”或“政府主导型经济”；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变而来,有不少独特之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直被动挨打，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整整比外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新中国在政治上结束了中国近代任人凌辱的历史，但新中国的物质基础是一穷二白的。中国该如何发展？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选择了一条工业先行的道路。随着156项重大工程的上马，中国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度吹响了向工业时代前进的号角。

众所周知，落后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只有两条途径：一种是赶超型战略，一切从头开始。这就要求国家要提供科研、勘探、采矿、冶炼、制造、质检、安装、投产的全流程基础工业，而这种基础工业又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势必要求建设大量的学校和科研院所，需要大量的资金。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靠高积累，改革开放后靠外来资金解决资金瓶颈。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仍是非常典型的赶超型经济，其特点就是持续高增长。

另一种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参与国际贸易，贸易双方均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然而在这些貌似公平的交易中，各国所获利益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来生产，必然会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且会永远穷下去。原因在哪里呢？奥妙就在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产业垂直分工，附加值大的那一块就是那些先发国家的“比较优势”。 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就是信仰比较优势理论或依附型经济的典型。看似是一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一个泥足巨人，外资一撒手就轰然倒地。

其次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必须同时满足16个前提条件，其核心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且价格是唯一的竞争形式。但因为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完全竞争的市场，所以发挥我国劳动力和资源极其低廉的“比较优势”做世界最大的OEM工厂的想法，是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的特色之二是脱胎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能够高度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能够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重点产业，能保证国计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无序生产。对于新中国而言，只有建设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才能为国防提供技术装备，才能保证国家安全，所以计划经济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唯一选择也是最优的选择。

但在实践中计划经济难以存在这种理想状态，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企不分、官僚主义、效率不高。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引入了市场体制。

市场经济是与工业化相伴的产物，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励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创造出更高的效率。但市场经济忽视长期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存在着无序竞争，会浪费更多的资源和劳动。所以中国旗帜鲜明的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两种经济方式的优越性。中国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混合型经济。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腾飞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大量的受过教育和专业训练的人口；二是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和完整的产业链。这两个重要条件应该感谢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计划经济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计划经济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市场经济解决了效率高不高的问题。

东亚国家的崛起，有一个相类似的过程。日本和韩国都是一种“赶超型经济”或“政府主导型经济”国家。因为后发国家一般社会资源都是稀缺的，存在着一个社会资源优先使用或集中使用的问题。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府引导企业发展，而非市场引导企业发展。这个时候政府往往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方式有欠公平，但取得的成果却是不容否认的。

不管是采用何种经济体制，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既定目标都没有任何改变，思路也非常清晰且一脉相承：一是在产量规模上赶超发达国家，二是在质量上赶超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大炼钢铁和以市场换技术是殊途同归的，主观上都是为了尽快在总量上赶超发达国家，但在客观上忽视了质量技术，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区别则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当主体，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当主体。但不管在家用汽车行业和民用飞机制造业存在着多少失误，也不能否定决策者良好的初衷。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有17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初见雏形。中国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已不存在工业生产规模和产品产量方面的差距，存在的是工业经济结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组织方式上的差距。

但追赶这种差距才是最困难的。可以说前30年的工业改革解决了企业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下步的改革则是企业能不能升级的问题。很多中国企业其实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仅仅是因为赶上了好时机或者是依靠优惠政策，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竞争优势。

在这改革的关键时刻，政府当然不能甩手不管。毕竟我们的企业还很弱小，还经不起风浪，还需要政府再扶一程。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整合、价值链重造，在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大量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严峻的挑战。如果说98年的工业体制改革放开了企业的手脚，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快”的问题，达成了企业量的飞跃；那么今天的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则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为企业提供一个坚强的后盾，是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解决“好”的问题。

只有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才能真正的走遍世界，中国也才能真正的崛起于世界东方。

鹰临2008-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