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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继合  致谢

    汉语历经的年代越久远，词汇的写法、读音，乃至本义和引申义就越复杂。犹如一线涓涓细流，一点一点地汇成平阔的水面，直到变作恣肆汪洋、浩荡汹涌的大江大河。原本水流清冽、柔弱，流着流着就翻卷成凶悍的“浑汤儿”。如今，听起来顺耳的词汇，未必当初是褒义；反过来，那些顶风臭八里的词汇，也未必生来就有贬义。“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下图：明朝文官的朝服）

    只要会说中国话，谁都知道“衣冠禽兽”骂人不带脏字，而且愤恨、侮辱的语气非常深重。除非万不得已，这个字眼儿很少强加于人。惟有那些道德沦丧、行为下流、处事卑劣的无耻之徒，才可能被斥为“衣冠禽兽”。一个道貌岸然、人模狗样的家伙，却成天干伤天害理、损阴丧德的丑事，此类货色，就是“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的“衣冠禽兽”。殊不知，这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在诞生之初，却是个万众仰慕、光彩照人的“体面”词儿。
　　“衣冠”的本意，代指公共权力。人类社会往往就是“衣冠社会”，有光脚儿的，也有穿鞋的；有骑马的，也有骑驴的。衣服穿戴始终法度森严，极有尺寸，就像梨园那句行话：“不怕穿破，就怕穿错。”特殊阶层，非常重视“衣冠”标志。比如，受鄙视的商人，两只鞋不能完全一样；再比如，地位低下的妓女，必须穿裤子，而不能随便穿裙子……如果上升到朝廷官仪，就更不能马虎了。所谓“衣冠”，就是“看得见的权力”、“贴上标签的等级”。
    按照朝廷官制，根据品级不同，彼此“工装”的颜色和图案各不相同。单说装饰图案吧，不外乎“飞禽”、“走兽”。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从明朝就已经开始了。据明、清两代正史中的《舆服志》记载，文官绣“禽”，武官绣“兽”，任何人不得擅自逾越。“衣冠”上的“禽兽”自然和文武官员的品级一一对应。（下图：清朝的“衣冠禽兽”）

    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将官服绘兽。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六品青袍，绣鹭鸶；七品青袍，绣鸂鶒（音‘希赤’）；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
    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
　　看来，“衣冠禽兽”曾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赞美词汇。可惜，到了明朝中晚期，社会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乌烟瘴气的宦官政治，彻底颠覆了“文死谏，武死战”的从政理念。无论是京官还是外臣，都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很多官员甚至干起了鱼肉百姓、为虎作伥的勾当。文武官员的名声越来越臭，曾广受推崇的“衣冠禽兽”，渐渐堕落为“披着人皮的狼”。
    其实，明朝以前，原本有个成语，指斥那些道德沦丧、行为卑劣的“伪君子”，叫做“衣冠枭獍””。“枭”，是一种穷凶极恶的鸟儿，传说它为了存活，不择手段，不惜吞吃母亲。“獍”，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传说它饥不择食，杀气腾腾，居然敢咬死自己的父亲。这两种丧心病狂的禽兽，衣着再体面，也是千夫所指，人人喊打。宋朝人李昉编撰的《太平广记·谄佞》中，提到了一个叫苏楷的人：“（苏）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明朝之前“衣冠枭獍”所处的位置，就像现在的“衣冠禽兽”。“衣冠禽兽”彻底掉价，恐怕也是明末清初的“语言发酵”。汉语，在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催生出了新词汇、新词意。
    明末文人陈汝元写《金莲记·构衅》时说：“妆成道学规模，飞语伤人……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窃贼）。”清朝小说家李汝珍也在《镜花缘》里写道：“既是不孝，所谓衣冠禽兽，要那才女又有何用。”显然，这时的“衣冠禽兽”，已经沦为风度翩翩的活畜生了。

    俗话说：“龙生九子，种种不同。”神话故事里，龙都是雄性，却不见提及“雌龙”。至于“小龙女”之类的称呼，也只是小说里的附会，因此，龙的母体一直是个谜。开玩笑说：熊和猫相配，可以生“熊猫”；熊和狗结亲，则只能产“狗熊”——同父异母，后代的差别就是这么大！可是，龙不一样。品种高贵，即便九个后代品性各异，仍可卓尔不凡、独当一面。作为“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当然应该认识这九位尊贵的“老亲戚”，最起码不能叫日本人、韩国人，乃至欧美异邦给问得张口结舌吧。
    龙，本来是集体想象的产物，它的“九子”却被描绘得有鼻子有眼。尽管这九位神头鬼脸的兄弟各有各的长相，各有各的脾气，在中国文化中，始终神秘玄妙，独霸一方。崇拜龙的民族，对“龙生九子”当然非常器重。明代那些文人士大夫，乐于为“云中龙”、“水中龙”后续香烟，经过他们添枝加叶，“龙子”的谱系便越来越明晰、完善了。比如，陆容的《菽园杂记》、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杨慎的《升庵集》、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以及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芸》等等，都把“龙子”们的音容笑貌、息怒哀乐，淋漓尽致地交代了出来。虽说九位“龙子”在称谓、排序上小有差异，总体面貌区别不大。
    按照李东阳的《怀麓堂集》里的说法，九位“龙子”依次为：“老大，囚牛；老二，睚眦（音“牙滋”）；老三，嘲风；老四，蒲牢；老五，狻猊（音“酸尼”）；老六，赑屃（音“必戏”）；老七，狴犴（音“必暗”）；老八，负屃；老九，螭吻（音“吃吻”；也有的写作“鸱尾〈音“吃尾”〉）”。
    另一个版本来自杨慎的《升庵外集》，他的排序是：“老大，赑屃；老二，螭吻（鸱尾）；老三，蒲牢；老四，狴犴；老五，饕餮（音“涛帖”）；老六，蚣蝮（音“八夏”）；老七，睚眦；老八，狻猊；老九，椒图。”此外，还有人“加塞儿”，把螭首、麒麟、朝天吼（犼）、貔貅（音“皮休”）也拉进“龙子”的行列。
    “龙子”上榜，各有各的说道。九兄弟品貌如何，明朝人给出了详尽的挡案。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写道：“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囚牛，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是其遗像。睚眦，平生好杀，金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蒲牢，生平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是遗像。狴犴，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是其遗像。负屃，平生好文，今碑两旁文龙是其遗像。螭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是其遗像。”
    《天禄识余·龙种》则可以作为补充材料，其中讲道：“俗传龙子九种，各有所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跌是也；二曰螭吻，形似曾，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叫吼，今钟上级星也；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似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
    （一）囚牛，是“龙子”兄弟中的“老大哥”。他是有鳞角的黄色小龙，性情温柔、多才多艺，尤其酷爱音乐。此公常常蹲在琴头上，如醉如痴地欣赏人间的美妙琴弦。作为著名音乐“发烧友”，他的雕像堪与贝多芬、舒伯特媲美，间或出现在名贵的胡琴头部，于是，汉族的“龙头胡琴”应运而生。他不但立在汉族的胡琴上，还占据了彝族的龙头月琴、白族的三弦琴以及藏族的一些乐器。

    （二）睚眦，排名老二。他长相奇特，龙头，身子和豺狼差不多。性格好斗，平生嗜杀，动不动就刺刀见红，作为“优秀打手”，他垄断了钢刀上的环、柄以及吞口。人们笃信，有这家伙护佑，必能在沙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了显示皇家威仪，睚眦还被请上仪仗队以及宫殿护卫的武器，很有点“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的霸悍之气。

    （三）嘲风，是老三。这个酷似野兽的家伙是个“满街腿儿”，他有个非常古怪的爱好，喜欢登高爬险，满世界张望。这类“特殊人才”，也可派上大用场，他被古代建筑师相中，安排到宏伟殿堂的飞檐上。皇宫、寺院飞檐上的走兽，就是嘲风。当然，陪他作伴的还有一大群呢，他们排列成固定队形，耀武扬威地高踞在房檐上：领头儿是一位骑乘跨飞禽的神仙，仙人背后依次跟着：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和行什……这个兽群象征权力，他们安置的形制有森严的等级。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当然可以十样俱全。稍低一格的殿堂，必须减少“配制”。和龙一样，嘲风，不仅象征吉祥和威严，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的神气力量。

    （四）蒲牢，排行第四。他长得最像父亲，身体盘绕，意气风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嗓门儿”，一叫起来，声如洪钟，能传百里之外。既然是龙子中的“帕瓦罗蒂”，便被世人当作了“声乐”的图腾，人们将他的形象，雕成钮环，铸在了乐器铜钟上。据说，蒲牢住在海边，他害怕体形庞大的鲸鱼。鲸鱼一闹，他就吓得使劲儿吼叫。人们根据这对“天敌”的特点，故意把蒲牢铸为钟钮，把敲钟的木杵作成鲸鱼形状。这样敲起来，钟声悠远，响入云霄。

    （五）狻猊，排行第五。他的长相酷似狮子，非常威武。其实，狻猊本来就是狮子的别名，属于猛兽。唐代高僧慧琳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可惜，狻猊表里不一，别看长得吓人，性子却极为安静，他不喜欢张牙舞爪、四处乱蹿，倒像个营养不良的病人那样，待见打坐，迷恋香火云集之地。据说，佛祖见它有耐心，便收在胯下，当了一匹修正果的坐骑。因此，佛座和香炉的脚部，都装饰着狻猊的尊容。古典小说也借用“龙子”的称谓，《水浒传》里，梁山第四十九名好汉“地阖星” 邓飞，不就叫“火眼狻猊”吗？

    （六）蚣蝮，排名第六。又叫“赑屃”。这玩意儿模样像龟，喜欢水，又称“吸水兽”。传说，他能一口吸光三江四海水，所以，有一个别名“吞江蚣蝮”。他调节水量的能力足以超过耗资庞大的“三峡工程”，一条不驯服的河流，在他手下服服帖帖的，“少能载船，多不淹禾。” 有这等功德，他随即被请上了桥梁的石柱。传说，蚣蝮当初很不驯服，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河湖海里瞎折腾。大禹收服了他，就搬来石碑，镇住他。因此，民间便出现了“王八驮石碑”的形象。其实，“赑屃”不是王八，彼此背甲的形状、数目都不一样。而且，“赑屃”有一排牙齿，龟却没有。

    （七）狴犴，是老七。又名“宪章”，形似猛虎。他有威力，最爱管闲事，尤其喜欢提别人打官司，所以，衙门和监狱都拿他的形象做装饰。狴犴天生就是“大法官”的材料，他仗义执言，明辨是非，眼睛里不揉沙子，谁也甭想跟他拉关系、套近乎。再加上它正义凛然的亲民外表，谁都对他敬畏三分。难怪监狱门楣和公堂的“肃静牌”、“回避牌”上，处处都有他虎视眈眈的眼睛——公生明，廉生威呀！

    （八）负屃，排行老八。他长得也很像父亲，应该说，他和大哥囚牛情投意合，哥儿俩都文绉绉的。囚牛喜欢欣赏音乐，负屃则迷恋诗词歌赋、文章书法，他是兄弟九个当中的“秀才”。既然和文学艺术亲近，负屃便甘愿化做优美、典雅的图案去衬托世间的文学精品。他往往盘绕在木刻、石碑两侧，成为装点锦绣文章的图腾。

    （九）螭吻，又名鸱尾，是“龙子”中的“老疙瘩”。他是一种鱼形的龙，大嘴巴，好像吃不饱似的，喜欢吞东西。《太平御览》中说：“唐会要目，汉相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厌火祥。”所谓“鱼虬”，就是螭吻的“曾用名”。螭吻水性极好，且有镇邪避火的功效。佛教，将他安插在雨神宝座下，据说，可以灭火。民间将他作为“吞脊兽”，安在屋脊两头，以期消灾灭火。

    当然，有关九位“龙子”的版本非常芜杂，也的确筛选不出一种最权威的说法，只能自说自话，姑枉一听吧。除上述“九子”之外，还有其他入选名单，比如：钟鼎上，肚大贪吃的“饕餮”；门环上，双唇紧闭的“椒图”；商人手里，只进钱财、不流外水的“貔貅”……其实，“龙生九子”，本来就是个“虚数”，就像“文王百子”一样，抓一个算一个，只要人间美好的愿望依然存在，这些代表祥瑞、幸福的传说和图腾，就会不断充实、越来越多。

    按照传统的说法，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旧称“南洋”，这些地区至今仍虔诚地供奉着一位“中国神灵”，他就是明成祖时代的大太监、著名航海家——郑和。
    为了宣扬大明的国威，明成祖朱棣，曾派“特使”——三保太监郑和，下南洋访问各国。郑和的船队必须绕道马来亚半岛的“马六甲”，这个海上要冲好被当作了货运的“中转站”。当地人为尽地主之谊，便大兴土木，安顿远方贵宾。迄今，那里还遗存着两口水井，和一部分残留的古建筑。（下图：东南亚地区建造的“三保公庙”）

    据说，郑和挖地建井取水，带给当地人新鲜的知识。从建筑遗址看，郑和居住过的房子，都是以中国建筑形式设计的，这种建筑风格，影响了马六甲地区的建筑结构，除了民居之外，寺庙、伊斯兰教礼拜堂也深深地受中国建筑风格的影响。目前，马六甲地区还保留着郑和官邸前殿建筑的模式，而且供奉“三保太监”的塑像让信众膜拜。南洋一带的民间之习俗，与郑和有密切关连的不胜其数，可见，郑和对南洋一带的文化、风俗、习惯的深远影响。比如，如西马东海岸“丁嘉楼”地区、马来村内供奉的“三保公庙”，东马古晋还有一条“郑和统帅路”。
    郑和，云南人，也就是所谓“三保太监”。史书记载：“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明史·郑和传》里说：“永乐三年（1403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域，以次遍历诸国。”（下图：“三保太监”郑和塑像）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240艘海船、27400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史料记载：“（郑和）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
    想远航天下，必须有雄厚的国力后盾和技术支持，据《明史·兵志》记载：“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每到一地，郑和赠给各国国王厚礼，以示友好，船队带去丝绸、瓷器、铜铁器、金银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当地特产。随行官员随时记录见闻。回航时，各国派使同来，赠珍宝特产给明朝皇帝，并与中国商人交换。友好的交往，扩大了贸易，也增进了了解。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南洋等地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百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了这几个欧洲航海家。（下图：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的船队）

    郑和下南洋，四次停留马六甲，根据马六甲三宝山地区现存的“三保庙”、“三保井”，以及多处废墟足以证明，郑和在当地民众信中的崇高地位。据说，“三保太监”当年的客居之处，已被后人改为“三保庙”，而且以香烛来供奉。日久年深，郑和被改头换面，当作了一位护佑四方的神灵。除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存有郑和古迹外，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等地，也有类似的香火云集之处，尤其是爪哇岛北岸，竟然有四处郑和船队靠岸的遗址。“三保垄”目前已是繁华的商港，此外，还有著名的“三保洞”、“三保井”。“三保洞”里有郑和的塑像及一位葬身三保垄的舵手。
    据清康熙《江宁县志》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忠云。宣德初，复命入西洋，卒于古里国，此则赐葬衣冠处也。阴兄之子义，世袭锦衣千户，后遂袝焉。”如果一人有两处墓，可能一为衣冠冢，一为真身墓。毕竟只有真身埋葬之处才称为“墓”，而埋葬衣冠的地方，只能称为“冢”。弘觉寺塔恰好位于《江宁县志》记载“牛首山西麓”，这足以证明，县志对郑和墓的记载更可靠。

    东汉光武帝刘秀，有位同窗好友，姓严，名光，字子陵，浙江人。刘秀发迹后，最想念的故旧就是他。圣旨召见，换了别人，早涕泪横流地跑进京城山呼万岁去了；严子陵却没有，他大模大样地游荡在富春江上钓鱼，而且反穿着一件破羊皮袄。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儿大有来头，周文王访到姜尚的时候，姜尚（史称吕尚）已经是须发皆白的老头子了，姜尚坐守渭水，直钩垂钓，那种“不钓鲤鱼钓王侯”的高深模样和怪异装束，总被后人模仿套用。（下图：刘秀在洛阳当皇帝，严子陵在富春江上做渔夫）

　　杜甫的诗歌里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隐士总被误认为是仙风道骨、世外高人，“吃狗肉，傲公卿”的人物当然值得敬畏；起码你不清楚他究竟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专门谈到《隐士》，他承认“隐士，历来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是一个笑柄……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们不‘飞来飞去’，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们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也有会帮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出了名的隐士几乎都是“冒牌货”！
    严子陵，到底穿着那件破羊皮袄赶到刘秀新落成的宫殿里去了，虽说进京的借口更体面一些。洛阳城的款待无非是吃喝玩乐。两位身份不同的“老同学”自然谈得十分投机。为了显示交情莫逆，晚上，刘秀还与严子陵同榻而卧。严子陵睡相不好，一边流口水、吧嗒嘴、打呼噜，一边还把一条精瘦的长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讲究起来，这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皇帝居然旧情不改，毫不介意。（下图：汉光武帝，真心实意想请严子陵入朝为官）

    不料，此事被朝臣知道了，第二天朝会，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言外之意，无非想提醒皇帝，严子陵这种人绝对不能重用；最好，撂他一辈子、臭他一辈子才好呢。刘秀听完，哈哈大笑，他说：“昨夜，我和子陵同睡，你们放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严子陵可没一笑了之，他料定朝廷有人暗算自己。还没掌握权力呢，就招人嫉恨，官场还不是互相倾轧，人心险恶吗？现在，皇帝顾念同窗之情、百般呵护；一旦这股热乎劲儿过去了，便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何必呢？千里迢迢来送自家性命！严子陵干脆拍屁股走人。你当你的皇帝，我做我的隐士，缘起缘灭，就此了结。
    刘秀真心实意聘请老同学当谏议大夫，严子陵却压根儿不领情，末了，不辞而行，悄悄地离开了洛阳，隐居在富春山下。建武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再次征召严子陵入朝为官。这位倔强的老同学再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没过几年，便老死在故乡，享年八十岁。据说，当地有个“严陵濑”，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曾在严陵濑旁建造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下图：严子陵隐居的钓台）

　　后人也对这个典故津津乐道，是羡慕刘秀给予的殊遇，还是赞扬严光表现的自尊？“苟富贵，毋相忘。”穿龙袍的，有情有义。“功成拂袖去，归入桃花源。”穿羊裘的，赢得四海清誉。真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倔强的严光居然成了隐士阶层的代表人物。
    严子陵的祠堂修建在他当年垂钓的地方，富春江上便有了一处“子陵滩”。来往船客经由这里，总要生发一通感慨，当然是有褒也有贬。
　　一个说：“君为名利隐，君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另一个说：“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诗词不同，诗人各异。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前一位当是功名路上的新过客，明知自己有“治国平天下”的野心，却不晓得遮盖，四句顺口溜就露了马脚；第二位，或者是谙于事故的“老油条”，或者是头脑极其通透的年轻人，严子陵的羞于见人的小心眼儿牢牢地捏在他手里，所谓“垂钓老叟”、“蓑衣隐士”等使出的“障眼法”，让人一想就笑，一见就吐，一说就破；即使死后多年，他沽名钓誉的行径也是常讲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