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的博客

——清朝末年的留学热潮

 

回顾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中国人应对西方文明挑战至少有三个方案。洋务派提出的自强运动是第一个方案，由于他们不能像明治维新那样勇敢地引进西方政治制度，而是执行了一条以军事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结果在对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维新派领导的变法运动是第二个方案，其核心是全面照搬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成立君主立宪政体，但遭到顽固势力的镇压。义和团运动是第三个方案，最终以维护专制统治、反对现代文明而失败。三个方案的失败，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白白浪费了60年的宝贵时间。当然，这个数字与迄今为止的170年相比，仅仅是三分之一左右。

既然如此，后面这三分之二的光阴又如何渡过呢？

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西方主要国家不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也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相比之下，中国却因为丧失一次又一次机会未能完成现代化转型。为了探求真理，寻找出路，许多有志青年走上了飘洋过海的留学道路。

当时出国留学有官费（公费）和自费两种。官费要求严格，名额有限，许多人只能依靠自费。由于路近费省，来去方便，大多数人选择去日本留学。日本学者藤实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说：“当时在中国国内学校就读的费用，有时甚至可以足够作留学日本之用。”这说明，那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日本人相比，没有多大差距。

说到这里，需要注意日本现代化的一个明显失误。这个国家在明治维新时虽然实现了政治制度改革，并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并没有把提高国民的独立意识和生活水平放在应有的位置。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以后，不是把中国的赔款用来满足民众生活需要，而是用来发展军事，走上了不断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这就是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赢得胜利，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输得很惨的基本原因。由此可见，国富民穷，是当时日本的一大特色；其迅速崛起，是以国民的盲目服从和极度穷困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电影《阿信》以及其他一些材料中都有反映。

回过头来再看当年的留日情况。藤实惠秀说，由于费用较少，再加上官方提倡，致使中国“学子相互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向日本。由于白白耽误了60年时间，再加上虚骄自大、急于求成是专制社会的通病，因此在当年的留日学生中也漫延着急功近利的风气。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日本开办了许多速成学校。这种学校只要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可以毕业，所以被讥为“学商”或“学店”。据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统计，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入速成学校者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入普通学校者为百分之三十左右，入高等学堂（专科）者有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仅百分之一，剩下的中途退学。难怪藤实惠秀认为，在中国留学生中，那种“甫尝学问之味，则学业已成，手持毕业证书，洋洋而就归国之途”者比比皆是。鲁迅在小说中把这种人称为“假洋鬼子”。

不仅如此，就连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日本因为学习西方，医学十分发达，因此他选择了医学。但是在学习中，他发现自己不喜欢医学，便弃医从文。鲁迅之所以深刻，不是因为他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而是在日本接受了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等人的极端主义思想，再加上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熏陶，才使他的文章极具批判性。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流亡日本，继续进行活动。与此同时，更激进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章太炎等成为革命派，在日本也非常活跃。1906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吸引大批留日学生参加，并在国内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章太炎则以讲学为名，暗中进行革命活动。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国学（！）水平，居然是在日本提高的。

由于革命需要，中国留日学生不仅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还接受了来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来自西方的各种极端思想。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性自不必说，西方极端主义思想的危害也不容忽视。这些思想在本土产生时，对批判现实、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不了解西方文明的真谛，没有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误以为这些东西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今学术界以“海龟”为主的“新左派”们，问题也出在这里。

基于军国主义的影响，许多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专门学习军事。辛亥革命以后，这些人先后回国，在民国年间成为军政界的显要人物。由于对西方文明并没有真正了解，因此他们并不明白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比如阎锡山，他是山西武备学堂送到日本留学的，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他掌握山西大权后，不仅推行军国主义，还发明了“中的哲学”、“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等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治理论。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生，但是对推进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转型没有好处。

与大批青年留学日本相比，赴欧美留学者要少得多，主要原因是费用较高。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的有识之士决定将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拿出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庚子赔款是义和团惹的祸，连本带息是九亿八千万两，其中俄国获取最多，占29%，美国和日本较少，分别是7%左右。庚子赔款是以关税和盐税作担保的。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意味着用中国的税收来培养中国的学生。这一点，清朝政府是根本做不到的。慈禧太后能把海军经费用来建颐和园，供自己享受，她怎么舍得拿政府税收去培养学生？

正因为如此，被许多人视为奇耻大辱的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了以胡适为代表的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是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之前他曾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该校是一批留日学生被迫回国后创办的。由于这些人对民主程度不大了解，致使学校陷入困境。为此，年轻的胡适非常迷茫，甚至因为酗酒被巡警抓进班房。幸亏他考取了庚款留学生，才踏上留美旅程。一开始他选择了农学，也是不感兴趣弃农学文。与鲁迅不同的是，他在美国七年，不仅学到先进文化，还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认识到民主自由的真谛。读一读胡适的留学日记，可以看到他不仅注意了解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教育，还经历了两次美国大选，领略了包括教授在内的所有美国人对国家的关心，对政治的热情。这些经历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蒋介石、阎锡山们不具备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胡适参与，单靠留日出身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不可能让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启蒙作用的。顺便说一句，陈、李二人在十月革命后被俄国人利用走上歧路，恐怕与他们没有去欧美留学有关。据我所知，当时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人们，比如著名教育家蒋梦麟、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及其夫人、历史学家陈衡哲，社会学家陶孟和，政治学家张奚若、张慰慈，地质学家丁文江，诗人徐志摩等等，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清醒。后来，徐志摩和张奚若还发起“仇俄友俄大讨论”，揭露苏俄在中国的阴谋。

    为此，我在拙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后记中说：“在洋务运动中去欧美留学的那些人对专制统治者具有依附性，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又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相比之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他们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才在人格上拥有独立性，在学术具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因此他们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可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群体很快被人遗忘。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这也是我对他们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我还说，写这本书，是“希望大家在了解他们的过程中，看一看我们的时代究竟缺少什么，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走这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