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中国和日本(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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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由于专制统治者利用了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因此中国近代史是带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进入20世纪的。尽管如此，由于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到辛亥革命整整十年时间，因此中国在新世纪的开局也还不错。 清末新政的内容非常广泛。有人说它类似于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但实际上二者相差甚远。改革开放是经济先行，政治滞后。这种一条腿走路的改革倒是有点像洋务运动。相比之下，清末新政却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改革官制、废除科举、修订法律、实行宪政等许多方面，是实现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司法独立和教育改革的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在这个问题上，中山大学老教授袁伟时的研究引人注目。他认为清末新政打破了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垄断局面，鼓励民间成立各种工商业机构，极大地刺激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并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公司法等一系列法律，以保障经济自由和公民权利。因此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在制度建设上保证了经济自由的实现。令人费解的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一贯正确的领导下，又开始重新制定这些法律，重走当年走过的老路。 在教育方面，清末新政的最大改革是废除科举考试，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科举制度本来是牢笼士人思想的枷锁、阻碍社会进步的工具。清朝政府有勇气废除这个实行上千年的制度，对于开启民智，普及教育，培养合格公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大师级人物。如果没有这一改革，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遗憾的是，如今的高考与当年的科举有异曲同工之妙，许多人以为它体现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便把高考制度当作目前最好的选择。殊不知这种制度只能造就一群擅长考试的机器，任人摆布的奴隶。长此以往，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遥遥无期。 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改革也开始起步。1905年，清政府在改革官制的基础上，派员出国考察西方政治，第二年就宣布预备立宪，意味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启动。1907年，清政府下令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这标志着一向被认为不合中国国情的三权分立制度终于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同。袁伟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结合他个人曾经当过人大代表经验，认为当时的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在履行民主和监督方面，“绝非后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代会没有达到晚清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水平。更了不起的是，当时知识界的精英们已经认识到政党政治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如果没有党派之间的对立和监督，必然会导致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腐败。这些认识应该让我们自惭形秽。 由此可见，中国的自由民主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开局，却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过去，中国近代史在“一论独霸”的笼罩下，认为只要革命，就能推动历史的进步。但这种“理论”完全是骗人的谎话。如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神话被打破了，只有辛亥革命的神话还在继续。其实，近代中国在面临西方先进文明挑战时，最大的任务是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凡是有利于完成这一任务的就是进步，否则就是退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就大有文章可作。 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它的问题在于企图用反对异族统治的口号来发动革命，这就不仅遮蔽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难题，而且还容易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至于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所作所为，更是问题不断。为此，袁伟时在八万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中分析了孙中山有四大失误。 第一，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居然闭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而是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方针”，其中包括“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袁认为这说明“他满脑子都是中央集权”的思想。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又误以为实现现代化社会转型是一蹴而就的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成功，剩下的只是民生问题了。于是他投身于铁路建设，异想天开地要在中国建设20万公里铁路（这个指标至今没有实现）。 第二，在宋教仁被谋杀后，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以便把袁世凯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采取举兵讨伐的措施。这不仅授人以柄，让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而且还在民国政治史上开创了动不动就用非法武装来反抗合法政府的恶劣先例。事实上，宋案发生后，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已经被上海地方检察厅公开传讯，处境非常被动。至今为止，一个地方检察机关能够公开传讯政府首脑，也是空前绝后的一件事。由此可见当时的司法独立已经达到什么的程度。只可惜孙中山不但不珍惜这一成就，反而轻而易举地将它葬送。 第三，为了假借外力，在对外交往中把小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其中包括向法国割让华南租界、出卖满洲和蒙古、把设立中央银行的权利出让给日本等等。特别是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之后，孙中山主动向日本争宠，与满铁株式会社订立《中日盟约》，其丧权辱国的条款比二十一条还要过分。此外他还多次向日本人表示，一旦掌握权力，将愉快地把满洲交给日本。 第四，在张勋复辟已被粉碎，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居然以“护法”为名，组织非法政府，使滥用武力的行为成为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种普遍现象。 袁伟时说，孙中山与毛泽东是二十世纪被神化的两尊偶像。如今毛泽东已经走下神坛，但孙中山的神话还没有打破。他认为，我们冷静地剖析这个历史人物，不是苛责个人，而是要以史为鉴，把挫折转化为智慧。因此他相信这样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 看来，不要忘记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乃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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