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早在３０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东宁等地修筑了许多军事要塞，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令人吃惊。为此，他们动用了大量的中国劳工，其中大多数人都死在那里。该节目的标题为《深山里的罪恶》，真是恰如其分。东宁位于绥芬河一带，与俄罗斯隔河相望，这些工事显然是针对当年的苏联政权的。令人奇怪的是，日军花了那么大力气来修筑这些工事，为什么到后来又弃之不用了呢？

    这显然与日苏两国的妥协有关。

    日苏之间的妥协是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实现的。在此之前，即１９４０年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炉边闲话”（亦称“炉边讲话”）中，把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相提并论，并宣布要进一步对我国实行军事援助。随后，美国国务卿赫尔也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摧毁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美国不能坐视不救。

    美国政府的态度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也使国际形势更加明朗。１９４１年１月２日，《大公报》以《炉边爆弹破春晓》为题发表杜评说，德国和日本在欧亚两洲的穷兵黩武，使“一九四一年将为决定世界大局的命运之一年”。在这种形势下，除了“英国的战斗力量及中国的继续抗战，自然是直接的决定因素”外，还有两个足以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那就是美国对民主国家的援助以及苏联和平政策的坚持。社评说：从罗斯福总统所表示的“对于暴力之不能妥协，一若我们不能与夷烧弹讲理”的观点来看，美国已经“走近参战之路”；因此苏联是否信守承诺，继续坚持其反法西斯立场，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１月２１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议会发表演说，谈到要消除日苏之间的误会，重新调整两国关系。二月中旬，松冈在日本众院重申这个问题，并说两国关系“最近颇多改善”。日方对苏暗送秋波，自然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２月２３日是苏联建军节，苏联驻华武官在重庆举行执行会。按惯例蒋介石是不参加这类活动的，这一次他却破例去苏联大使馆表示祝贺。

    ３月８日，《大公报》援引来自伦敦的消息说，《泰晤士报》认为日苏两国可能要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松冈将访问苏联；但日本政府发言人在面对记者的询问时，却对两国即将开始的蜜月守口如瓶。两天后，路透社又报道说，松冈即将取道西伯利亚赴德国、意大利访问，而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签订日苏条约。

    ３月１２日，松冈开始赴欧洲访问。临行前他声称此行任务重大，返回途中将访问莫斯科，可见英国新闻界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了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也再次表示援华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对于日苏关系的这种变化，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极为关注。３月１８日，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松冈洋右已由日经苏联赴德，其任务不明，外间有无数揣测。”３月２２日，《大公报》也发表《松冈骗不了苏联》的社评，指出松冈此行的第一目的，即第一阴谋，就是“想在莫斯科挂一钩”。至于如何挂钩，“大概不外下述三点：（一）藉口南进，请苏联予以谅解及保障。（二）利用中国党派问题，劝诱苏联停止援华。（三）籍调停英德战争的姿态，使苏联感觉孤立，因而就范。”文章认为，这些浅薄的理由是骗不了苏联政治家的：第一，“苏联是中国的友邦，对中国同情最深，对日本认识最透，自然不会为松冈的如簧之舌所惑，而谅解其灭华。”第二，党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有把握予以解决，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第三，关于调整战争，英国首先不会相信其诚意；要让苏联因为“感觉孤立”而就范，也没那么容易。另外，《大公报》还在３月２４日的短评中说，松冈路经西伯利亚时，苏联在那里举行了军事演习．这也表明松冈到莫斯科不会有什么收获。

    然而，就如同罗斯福所谓“不能与夷烧弹讲理”一样，《大公报》的这些言论虽然用心良苦，但对于一个以暴易暴的政权来说，却完全是对牛弹琴。松冈是在３月２３日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破例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可见斯大林对他的到来是多么重视。对于这种情况，也许局外人看得更为清楚。4月2日，《大公报》转载《泰晤士报》的评论说：日苏双方可能要签订一个商务条约，以便为缔结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协定－－互不侵犯条约做准备；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从３０万关东军中抽出大部分来用于南进，“并将压迫苏联，停止对华的援助。”第二天，该报又报道说，日本已宣布，它与苏联举行的经济谈判即将结束，可见《泰晤士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４月４日，松冈在柏林踌躇满志地对新闻界说，这次出访比他“离国前所预期之成果，有‘加倍之收获’”，并声称现在的形势就如同“夜幕初启，东方发白”一样。４月７日，松冈访问德、意之后返回莫斯科。为分析松冈是否负有特殊使命，舆论界纷纷猜测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有的说三天，有的说四天，也有的说“松冈因有极重要之公务，已决定提前返国。”最后，还是松冈自己揭开了谜底：“本人原计划于十日离此，但如展缓离此可有裨益，拟稍缓返国。”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双方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了，然而《大公报》还是在４月９日社评中说：松冈此行的目的，是企图争取苏联在远东地区保持中立。根据常识判断，苏联是不可能否满足其欲望的。第一，如果苏联满足松冈的要求，就会使日本暂无北顾之忧，将力量用到对付中国和英美的战略上来，这不仅对德、意、日有利，也对苏联构成了更大威胁。何况三国同盟就是反共联盟，苏联绝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第二，中苏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凡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或便利日本对华进攻的日本任何要求。苏联一定不会允诺。”基于以上判断，该报认为“聪明老练”的苏联当局，只有“发挥巧妙的手腕，使松冈到底猜不透”自己的真正意图，才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

    这显然是书生之见，因为在斯大林的外交辞典里，是找不到“友好邻邦”等词汇的。相比之下，倒是林语堂的分析较为透辟。他说：松冈此行的目标，虽然是想“借德方之力，谋解决苏联问题”，但由于苏联玩的是“放狗相咬”的手段，所以主动权仍然是握在斯大林手里。他强调，苏联的外并政策是先诱导德国进攻英国，再唆使日本占领中国并攻打美国，以便自己从中渔利。（林语堂：《美国通信》，《大公报》４月１４日）

    在莫斯科，松冈与莫洛托夫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后，突然宣布要去列宁格勒访问。据说，松冈曾经在那里担任过外交官，这一次不过是旧地重游。但实际上很可能是等待苏联当局的最后决策。４月１０日，也就是松同在列宁格勒访问的时候，有消息说他的行程将延长到本月１３日。第二天，松而返回莫斯科后与莫洛托夫继续举行会谈。当天日本首相近卫还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但没有透露日苏会谈的具体内容。４月１２日，松冈和莫洛托夫在第四轮会谈后拜会了斯大林。这说明双方已取得满意的结果。

    松冈的行动自然引起外交界的关注。４月１２日，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急欲了解松冈二次访问莫斯科有何用意”，会见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顾在回忆录中写道：“鲍格莫洛夫说，此次会涉及到的只是对苏联和日本有关的问题，属于商业或者经济方面，诸如贸易和渔业等。他认为不会缔结政治协议，同时第三方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他向我担保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依然极其良好。他解释说，两国的边界线很长，彼此间的关系极端重要。苏联政府希望看到中国依然是以民治为基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日本外相在苏联逗留时间之所以延长，是因为他想多参观一些地方。松冈刚刚访问了他青年时代曾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列宁格勒。如果正在进行政治会谈，松冈似乎是不会离开莫斯科去作这次旅行的。”（《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卷第七章第十节、第十一节）

    鲍格莫洛夫话音未落，《苏日中立条约》签字仪式于４月１３日在莫斯科举行。４月１５日，《大公报》披露《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略的默许和纵容。与此同时，该报还刊登了两国《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东北竟成了相互馈赠的供品。难怪斯大体夸松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松冈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协定。所以林语堂在另一封《美国通信》中极为悲愤地说：《苏日多约》“用意深长，盖本苏联自己不打劝人相打之八字金言，虽称之为含恶意之‘友谊条约’亦无不可。”（《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９日）

    《苏日中立文约》和《共同宣言》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大公报》也发表了题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社评，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苏联所谓中立，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并向英美开战，这与苏联过去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条约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破坏了１９２４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拒绝了日本倡导的防共同盟，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三，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公然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也是对１９３７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叛。在论及苏日妥协的影响时，该社评认为苏联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签订所谓中立条约，既“便利了暴日之侵华”，又“便利了暴日的南进”。这就要求国人必须肩负起抗战到底的职责，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国家“要积极布防，准备截击太平洋上的海盗！”

    ４月１６日，《大公报》又刊登《松冈离莫斯科光景》的通讯，说斯大林为了取媚于日本，一反深居简出的习惯，专门到车站为松冈送行。斯大林在车站见到松冈后，不仅亲切握手，拍肩谈笑，合影留念，还依依不舍地登上列车又谈了十来分钟，国际列车因此未能正点发出。这种“向所未有之事”，至今读来令人作呕。

    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立场和表现却让人难忘。４月１４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近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摩根韬晋谒罗斯福，会商军火租借问题”（《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八页），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为此，《大公报》于４月７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４月底，有消息说松冈即将访问美国，美国务卿赫尔表示不知此事；有关人士说松冈即便要来，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５月初，松冈又厚颜无耻地发出信息，表示愿邀请罗斯福访日。但是赫尔表示，美国并没有收到日方约请，即使收到．也将予以拒绝。５月２３日，赫尔约见胡适时指出：“日美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而到了最后，中国的意见乃产生了使美国坚持不对日妥协的效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０页）

    《苏日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发表后，中国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尤其是曾经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救国会“七君子”们，更觉得“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他们推举王造时“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遗憾。”（王造时遗稿：《关于致斯大体大元帅的信》，见《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这封信经张申府修改后，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共同签名，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尽管该信的措词较为温和，但还是有人从中作梗，竭力阻止其面世。

    据王造时回忆，当时张友渔也在场。张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救国会的核心成员，但不知为什么他在《张友渔回忆录》没有谈及此事。查《王世杰日记》，王也只是在４月９日记了一笔：“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至于公开信如何处理，从日记中看不出来。值得一提的是，王造时起草那封信本来是出于爱国热情，却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如果说当年的那些谣言，诸如王造时拿了国民党的钱之类，在事实面前还可以不攻自破的话；那么到五六十年代以后，这顶帽子便象达摩在利斯剑似的，成了王造时悲剧命运的一大祸根。

    《王世杰日记》中还有些关于日苏条约的内幕。譬如４月１３日晚１０时许，王世杰得知日苏双方签署条约的消息后，“当即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先生，并对通讯社及检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他在“中央常会席上，报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４月１５日，他又召开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报告，日本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亲往车站送松冈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另据日方同盟社电，松冈在苏联政府公署签约后，曾题字纪念，所题者为‘言而有信’四字。”这些细节对于上述新闻也是很好的印证。

     从《王世杰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各方面对苏日条约的反应，以及该条约所起的作用。4月2O日，蒋介石曾“约中央常委商谈对苏日协定之态度”。于右任认为，如今日军已无北顾之忧，势必要抽调东北驻军加强对我进攻；冯玉祥则主张应“再派大员赴苏”，以便弄清底细。然而蒋介石却笑着说，不论派什么人，恐怕也“见不着苏联政府当局！”第二天，从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苏联已开始将西伯利亚驻兵西撤，以示信赖日苏协定之意。”与此同时，日军对我国襄樊地区、东南沿海以及中条山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在４月２３的日记中写道：“敌军连日以教师级之众闪击浙闽海岸，宁波台州温州相继被敌占领后，福州亦沦陷。敌人用意或系作南进之准备。……延安共产党发表关于日苏协定之意见，谓苏联将继续援华但以苏之接济不致用于攻击共产党为条件。又谓日苏关于蒙古及伪满之共同声明者为当然之举，利于苏亦于中国有利。”到了５月１２日，王又在日记中说:“敌军自本月七日起，大举进中条山一带，兵力甚厚（约四五师团），且已发现满洲驻军之符号。似乎敌军有大举西犯之意。”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

最后，有两点并非题外的话需要交待：第一，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从教科书中得知，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中国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如今翻检史料，才明白一些事实真象。这是我撰写此文的主要原因。第二，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前提的，美国也不例外。然而，美苏两国之所以在对日问题上迥然异趣，恐怕主要是两国的体制、即民主与极权专制所致。

  ]]> 2007-05-16 16:51:01 http://blog.tom.com/zhixm.vip/article/1168.html 五、赵丹：入疆之后是入狱

相比之下，赵丹的遭遇显然没有茅盾幸运。

关于赵丹入疆的情况，茅盾在晚年有所回忆。他在《茅盾自传》中是这样讲的：

六月初的一天，，盛世才把我和张仲实召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封电报，问我们认不认识打电报的人。我一看，是赵丹、徐韬由重庆打来的，说他们有九个人，都是搞话剧的，愿意到新疆为建设新新疆服务。我暗想，他们肯定是受了杜重远那本小册子的诱惑，可是为什么不先给我们写信，……我决定试一试阻止赵丹他们来新疆。我对盛世才说：我不认识这些人，赵丹好像是个电影演员，其他人大概是演话剧的。这些人都是住惯大城市的艺术家，恐怕过不惯新疆的生活。……盛就对我说，那就请沈先生代拟一封回电，告诉他们这里条件艰苦，劝他们不必来了。

电报就这样发出了，我无法在电报上作更多的暗示，只希望赵丹他们能从中领悟。然而向来聪明的赵丹这次却犯了糊涂，他与徐韬很快又给盛世才回了电，披肝沥胆地表示再艰苦的生活也不怕。于是盛世才告诉我，他已回电让他们来了。（见该书第330-331页）

与茅盾的回忆相比，《赵丹自述》中的说法应该更为可靠。不过这是赵丹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囚犯所写的交代材料：

由于我、王为一、朱今明三人常在一起搞联合演出，彼此吹牛，想仿效苏联资产阶级艺术家史氏样幻想要建立什么民族演剧体系，建立什么新中国的剧场艺术，于是引出以下一段惨痛、罪恶的历史来了。

一日，王为一因出版他的剧作事，曾与生活书店的史枚有所接触，史告诉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绍了一本杜重远所著的《盛世才与新疆》及一些《新疆画报》，从书上、画报上，引起人一种错觉，以为新疆走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已初具雏形，很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书中介绍了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如何好，如吹嘘其清廉到几乎已经根绝贪污，废除死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十四个民族团结得像个大家庭样，载歌载舞，十分醉人。这一下，立即燃烧起我们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狂热来了。

我们请史枚、邹韬奋转介绍于新疆，很快即得到回电，极表欢迎。我们三人又联名写信给在广东曲江的徐韬，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即离开重庆去新疆了。临行时史枚忽携全家和我们同行。

我们这是逃避战争，逃避重庆当时的尖锐的政治斗争，想寻找一个世外桃源，想享受社会主义的责成的果实，以为新疆那是一个平静的“无党派”的，“和平”、“民主”、“自由”的天堂。……（见该书第122-123页）

从《自述》中可以看出，除了迫于形势，不得不自污的最后一段外，赵丹的大部分话、特别是关于新疆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这些话不仅是事实，而且与新发现、新披露的材料基本一致。另外，几乎现有的材料都表明，在茅盾和赵丹等人去新疆的问题上，杜重远和邹韬奋及其生活书店，起了重要而直接的作用。而这一切，显然又与周恩来的运筹帷幄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9年6月，赵丹携妻子叶露茜、刚满一岁的儿子苗苗，与王为一、朱今明、徐韬三对夫妇以及单身汉易烈，由重庆出发，越嘉陵、翻大巴、跨渭水，到达兰州。然后分乘飞机和卡车，于7月到达迪化。有人说，周恩来得知赵丹赴新疆的消息后，曾派冯乃超前往重庆劝阻。但这种说法值得怀疑。理由是一来当时周恩来已经在赴苏途中，二来向新疆输送人才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之一，周恩来不可能反对。

赵丹一行10人到达迪化以后，茅盾遵照盛世才的嘱托，专程看望他们。赵丹在文革中交代这段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抵新疆迪化之第一日，茅盾、张仲实二人来招待所看望我们，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原本想叫人带口信叫你们别来的，因此地电报、书信都要经过督办公署审查的，这儿地方特殊，环境非常复杂，不易了解，他有六大政策，有自己的党组织叫‘反帝会’，不谈国民党、共产党，只是坚定地亲苏联，你们来抱的希望太高了，恐怕要落空，不要说是建立电影厂了，连平时拍张照片都有人盯梢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本着为抗战服务吧。”这一下，真是一盆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希望、理想立即成为泡影，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新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了。（同上，第123页）

在盛世才安排下，赵丹等人归茅盾领导，他创办的话剧运动委员会和实验剧团隶属于新疆文化协会。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排练，在新疆学院学生的参与下，赵丹等人于“九一八”纪念晚会上，隆重上演了话剧《战斗》。为此，盛世才身穿戎装，脚蹬马靴，带着妻子女儿和全疆军政要员观看了演出。为了造成轰动效应，《新疆日报》专门出版了《战斗》公演特刊，茅盾也发表《关于〈战斗〉》的评论文章，对该剧予以高度评价。据说《战斗》在迪化连续上演一个星期，几乎场场满座。此外，他们还排演了《新新疆万岁》、《故乡》、《塞上风云》等话剧，毛泽民和赵丹也商量过成立新疆电影制片厂等事宜。

    有人说，这次演出遭到盛世才的亲信、迪化第一中学校长姜作周的忌妒，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前面提到杜重远向盛世才上万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这封万言书中，杜重远除表达自己为建设新疆反遭人嫉妒和暗算等义愤外，还对盛世才手下的那些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表示自己正好有病，打算请长假休息，也好歇歇别人的口。信寄出后，盛世才不但没有理杜重远，而且还把他软禁起来。

1940年5月30日深夜，杜重远还在软禁期间，几个便衣便闯进赵丹和徐韬的住所进行搜查，然后将他们投入监狱。这时，离茅盾逃走还不到一个月。赵丹被捕后，王为一等人联名上书盛世才，恳求释放二人，却得到“犯罪证据确凿”的回复。第二年3月的一个黄昏，王为一、朱今明、易明等人同时被盛世才逮捕，也被关进监狱。

六、赵丹在监狱中的遭遇

1940年8月初，赵丹在督办公署接受第一次审讯。赵丹非常天真，他以为这次被捕是出于误会，是盛世才把他当作国民党方面派来的人了。因此只要经过审讯，就会化解误会，证明自己和他们是属于同一革命阵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赵丹怎么出不会想到他会再次入狱，并反复交代了这段“历史罪行”。在回顾当年审讯的情况时，他是这样写的：

一开始两个法官客客气气，采用的是随便闲谈的方式，只问了问来新的经过。由我自己说，我皆据实以告他，扯开了，由生活、思想、经历，一直扯到过去参加过的剧联的身份，法官叫我把这些扯的话写封信给盛世才，于是我以写信方式，立下了第一份供词。

这份供词的内容，概括是：将赴新的动机、经过及过去与茅盾等人素不相识的关系说了。

说到自己思想如何左倾，革命，由此写出过去剧联组织身份及一些活动。我也说过这一组织已于抗日战争前解散了。

为了进一步要取得他的信赖，我写道：“希望督办能向有关方面向口里的田汉、夏衍、阳翰笙、章泯，及延安的袁牧之、张庚等人打听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份供词的重点，倒是向他解释，我平时的一言一行是以引起他的误会之处，并结合着在外边所学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似通非通地联系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如说：“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多疑的不是盛督办，而是我自己。”又说是：“体味到他用的是严与宽相结合的办法，实际是在教育我，改选我的小资性格。”

最后肉麻地捧他为马列主义的政治家，说他“严的一面像个严父，慈祥的一面像个慈母”，云云。（同上，第124页）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盛世才在人们心目中，确实是一位马列主义政治家；同时也可以发现，天真的赵丹像灯蛾扑火似地进入那个圈子以后，他的人格和思想扭曲成了什么模样。

尽管如此，赵丹的供词还是无法让盛世才满意。为了让赵丹承认他和杜重远、茅盾等人是汉奸、托派，盛世才对他进行哄骗和刑讯逼供。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面前，赵丹终于在一份莫须有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这份供词的内容是：“杜重过、茅盾、张仲实等汉奸、托派，通过史枚把我们骗到了新疆来，拉入了他们的汉奸、托派组织，当时参加这一汉奸、托派组织的人有：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五人。汉奸、托派的总任务是推翻新疆政权。我个人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剧团演出部部长。”

本来是听命于盛世才的事，到头来却成了一个罪状。这就是专制政权的最大特色。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打破了斯大林与希特勒妥协的迷梦，欧洲战场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一切，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新疆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蒋介石先后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赴新疆与盛世才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的亲苏亲共立场开始动摇。1942年3月，新疆发生暗杀盛世祺的所谓“桃色政治事件”，使当地政局更加扑朔迷离。

盛世祺是盛世才的四弟，曾任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后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回来后担任了新组建的机械化旅旅长。暗杀事件发生后，盛世才逮捕了包括盛世祺妻子陈秀英、邱宗浚（盛世才岳父）小妾姚执中在内的大批疑犯。经过严刑逼供，陈秀英和姚执中承认她们与人通奸，勾结外国人刺杀了盛世祺和邱宗浚，阴谋在“四·一二革命”纪念大会上制造混乱，夺取政权。据盛世才公布的结果，这次事件是由共产党人在苏联领事馆领导下的一次暴动。随后，他以“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逮捕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军事总顾问拉托夫、民政厅长毛泽民、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哈密行政长刘西屏、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等人。事件发生后，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多次请示中共中央，要求撤回所有人员。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回答是，要撤回必须莫斯科方面同意。面对盛世才的变化，苏联一方面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迫使盛世才就范，一方面向蒋介石透露了盛世才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为此，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后凡有关新疆事，希望苏联政府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与新省当局径行交涉。”这一年9月，盛世才通知苏联领事馆，要求撤走全部专家和顾问，并将陈潭秋等在内的中共派往新疆的干部全部逮捕并秘密处死。第二年4月，苏联除留下少数外交人员外，将包括“红八团”在内的所有人员撤回。至此，苏联对新疆的干涉基本结束。

由于政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943年七八月间赵丹又被提审两次。第一次，法官去掉了强加在他头上的“汉奸、托派”帽子；第二次，则要求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1944年盛世才被调离新疆，赴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据说在临走时他为了销毁罪证，要秘密烧毁囚禁赵丹的新疆第二监狱，只是由于国民政府派驻迪化的一个师长得到消息，才阻止了这一行动。还有人说，赵丹在监狱里当众羞辱过监狱长，此人对他怀恨在心，但把他列入黑名单，呈请盛世才处死，但盛世才却在赵丹的名字上划了一个醒目的蓝叉，使赵丹逃过一劫。1945年初，赵丹、徐韬、王为一和朱今明终于出狱，年轻的易烈却瘐死狱中。获得自由以后，赵丹在张道藩的帮助下，于这一年初夏离开迪化，结束了九死一生的新疆之行。 ]]> 2007-05-11 11:16:39 http://blog.tom.com/zhixm.vip/article/1167.html 三、茅盾和赵丹为什么要去新疆

盛世才的表现不仅受到中共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也引起左翼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从1937年10日开始，原《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多次进入新疆，根据《新疆日报》（该报负责人也是联共党员）对盛世才的吹捧，写下一系列通讯。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后取名《三渡天山》，以后又改名为《盛世才与新新疆》，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杜重远，名乾学，号重远，1897年出生于奉天怀德(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农民家庭。他年轻时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制窑技术。在校期间，他曾回国参加收复旅大的反日活动。毕业后，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倾尽全力发展我国的陶瓷生产，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的垄断局面，成为东北地区颇有名气的实业家。随后，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还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本的交涉等事务。“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宣传抗日救国，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一带。在此期间，他结识共产党孙达生和《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前者使他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者则督促他写下许多有影响的文章。

1933年12月上旬，国民政府以 “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诽谤党国”等罪名查封了《生活》周刊。第二年2月，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自任主编和发行人，继续《生活》周刊的事业。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难，被上海当局查封。杜重远也因此获罪，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监禁。1936年初，张学良曾化装赴上海监狱探望杜重远，杜向他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杨虎城、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不久，杜提前出狱，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经推举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进入行政院，组织过渡政府，可见他的名望之高，以及中共领导人对他的信赖程度。

抗日战争开始后，杜重远在太原见到周恩来等人。经过长期交谈，他们达成共识，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中苏联合，而新疆既是中苏联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1937年10月，他与周小舟抵达兰州转赴新疆，受到盛世才热烈欢迎。盛世才请他留在新疆，他因为想去抗战前线没有答应。11月初，他返回武汉，把在新疆收集到的材料写成长篇通讯公开发表。后来，这些文章由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就前面所说的《三渡天山》。

其实，杜重远二渡天山是在1938年6月，启程前他在武汉又多次拜访周恩来，估计此行曾受到周恩来的重托。这时，杜重远已经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了，因此他在新疆只住了几天就匆匆赶回武汉开会。1938年10月，杜重远应盛世才邀请又三渡天山，去迪化参加第三次全疆各民族代表大会。杜重远从新疆归来不久，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终于携妻子到新疆安下家来。1939年1月，他被盛世才委任为新疆学院院长，正式开始为盛世才效力。

新疆学院是全疆最高学府。在此之前，中共已经派林基路等人先后到这里工作。杜重远上任后，担任教务长的林基路被调往外县工作。为此，他宣布要继承共产党人给学校留下的传统，继续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办学。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杜重远多次回内地聘请人才，其中就包括茅盾和赵丹等人。

1938年7月，正在香港的茅盾因为他所参与的《立报》办不下去了，便想返回上海。不久，茅盾遇上杜重远。当杜告诉他“盛世才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思想也很进步，……与延安方面的关系也不错”时，便有些心动。这时，曾经与杜重远一同去过新疆的《立报》总经理萨空了知道茅盾想要离开香港，也怂恿他与杜重远去新疆工作。过了几天，杜重远把《三渡天山》送给茅盾。茅盾看到“书中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描绘得一片光明”，便动了远赴新疆的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大放心。他说：“杜重远三次进新疆所看到的究竟有没有假象呢？这件事必须慎重。于是我去找了廖承志。……然而廖承志说，我也不太清楚新疆的情形，杜重远可能说得太好了一点，不过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你认识的。”听了这话，茅盾才下了最后决心。过了几天，杜重远送来盛世才的一份电报，表示热烈欢迎茅盾和张仲实前来共同建设“新新疆”。

张仲实是生活书店总经理。他去新疆，是应邹韬奋要求，到那里开办生活书店新疆分店的。我手头有一本他与沈志远合作编写的小册子，书名是《二十年的苏联》。该书于1937年10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当时全民抗战已经开始，他们却把十月革命20周年当作“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大事”（见该书《序言》），热情地歌颂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如此，那么书中的内容怎样呢？

我注意到，在《新宪法》一节中，该书这样写道：“苏联新宪法是由斯达林一手制成的。修改旧宪法，是由斯达林首先提议的。新宪法草案是在斯达林领导之下起草的。后来把新宪法草案提交全苏联第八届苏维埃非常大会通过时，也是由斯达林作报告的。而且近十余年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奠定，莫不是在斯达林领导之下完成的。因此，苏联民众和刊物，把新宪法叫做‘斯达林宪法’。”（见该书第139-140页）由一个人包揽国家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既是斯大林的“首创”，也是他对人类文明最粗暴的践踏。该书对此津津乐道，盛赞有加，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据茅盾晚年回忆，除了在香港遇到困难外，他去新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新疆与苏联比邻，可以找机会送孩子去那里留学；二是如果新疆当局果真像杜重远说的那样，可以建设成一个进步的革命基地，那么“我能为此事业稍尽绵薄，也是我应有的责任。”

无独有偶的是，赵丹也是在看了杜重远的那本小册子以后，才萌生了前往新疆的念头。

赵丹自幼酷爱艺术，1932年成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第二年，他与王为一、徐韬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左翼剧联。不久，他因为主演《时代的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而蜚声演艺界。抗战爆发后，赵丹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重庆，曾与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同台演出话剧《全民总动员》，进一步掀起全民动员、共同抗战的热潮。此外，他主演的《阿Q正传》、《为自由和平而战》等剧目也引起很大轰动。正在这时，他看到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宣传材料，希望在中国也能建立这样的表演体系和规模宏大的剧场。不久，他又在生活书店举办的全国报刊展览会上，看到对《新疆日报》的宣传，其中包括新疆学生组织话剧比赛的消息，也非常兴奋。紧接着，他又在杜重远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中看到，“盛督办”不仅实行“六大政策”，还聘请苏联专家，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再加上他听说茅盾等人已经入疆，他自己也想找机会去苏联学习，便决定也要到新疆去。

四、茅盾入疆：从情况不妙到逃离虎口

1938年年底，茅盾一家离开香港，经河内到达昆明，楚图南、穆木天、施蛰存等人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已经先期抵达的杜重远前来拜望，并为他安排了下一步行程。1939年初，茅盾乘飞机路过成都加油时，与张仲实会齐，一同飞抵兰州。到达兰州后，茅盾因交通问题滞留了一个半月，直到2月下旬，才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飞抵哈密，在那里受到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中共党员刘西屏的热情接待。

这时，茅盾夫人孔德沚患了肺炎，经当地苏联红军医院治疗后痊愈。不久，盛世才派一名副官带领一辆轿车和一辆旅行车前来迎接。于是他们从哈密启程，经吐鲁番，越过天山，于3月11日下午抵达迪化郊外20公里处。这时茅盾突然发现：前方尘烟起处，一前一后钻出两辆卡车，卡车之间是两辆小卧车，迎着他们驰来。那位副官兴奋地说，督办亲自来迎接你们了。不一会儿，茅盾看到两辆卡车上整齐地站着全副武装的卫队，驾驶室上面各架一挺机关枪，枪口威严地瞄准前方。紧接着，两辆卡车突然离开公路，驶向两侧，对他们形成包围。这阵势让茅盾大吃一惊。他悄悄对身边的张仲实说：“看来情况不大妙啊！”话音未落，两辆小卧车已经停在面前。多年以后，茅盾还清楚地记得：“这时前面一辆车内钻出一个军人，将校呢的军服外面披了一件黑斗蓬，中等身材，浓眉，方脸，留着口髭。后面一辆车，下来的是杜重远，穿着西装和大衣，我们迎上前去，杜重远向我们介绍道：这位就是盛督办。”

第二天晚上，盛世才设宴为茅盾一行洗尘，各厅厅长全部到齐。茅盾在这些人中间认出了化名周彬的财政厅长毛泽民．并看到因为锯掉两条小腿，只好由卫兵背着的教育厅长孟一鸣。这大概就是廖承志所谓“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你认识的”吧。第三天，杜重远陪茅盾、张仲实去新疆学院与学生见面。茅盾看到学院非常简陋，其规模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所初级师范，便有些失望。这时杜重远告诉他们，学院只有两个系，教育系请茅盾担任系主任，政治经济系请张仲实担任系主任。

又过了一天，茅盾拜访了几位厅长。他得知孟一鸣原名徐梦秋，也是从延安来的，还是毛泽民在莫斯科的同学。几天后，毛泽民在回拜他的时候，向他仔细介绍了新疆的情况。毛说：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是进步的，他与苏联的关系也很密切；不过这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周围有许多耳目，有边疆“土皇帝”之称；不过，孟一鸣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可以经常联系。随后，孟一鸣也在回拜中建议他多观察，少说话，多做事，少出风头。不久，盛世才又和茅盾、张仲实谈话，提出要成立新疆文化协会，请他们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

其实，茅盾到达新疆后还是非常积极的。为了歌颂盛世才，宣传他的“六大政策”，他到处演讲，写了许多时评和政论，还帮助学生整理创作了四幕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并为该剧写了主题歌。为此，他承认自己“把文学创作彻底束之高阁了，即使文艺评论也很少写。”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费力不讨好而有些委曲。因为孟一鸣对他说：你要注意，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了。

在新疆，茅盾了解到除了毛泽民、孟一鸣、林路基等大批中共党员之外，还有许多由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其中包括新疆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等人。新疆边务处是个专门收集情报的机构，处长由盛世才兼任，而具体负责人则是陈培生。

6月中旬的一天，茅盾接到督办公署的通知，晚上盛世才要宴请从内地来的重要客人，请他和夫人参加。当茅盾打听到宴请的客人是前往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夫妇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时，便和夫人便准备好一封信，在宴会上悄悄塞给邓颖超，希望她到达苏联后能够当面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杨之华正在担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信的内容是要求杨帮助他们把两个孩子弄到苏联去。当时周恩来得知他们有此要求时，曾对茅盾说，如果去不了苏联，可以到延安去。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不久杨之华回信说：苏联只接纳中共领导人的女子前来上学，你的两个孩子不符合这个条件。

袁南生在《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中说：周恩来一行路过新疆时，“已经是苏联共产党党员的盛世才‘同志’，与‘兄弟党’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会谈了4次。1940年3月，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一行9人，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再次途经新疆，周恩来与盛世才又会谈了3次。”（见该书第653页）盛世才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和交往，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好像还鲜为人知，更不要说去认真研究了。

盛世才入党后，奉行苏联政策，像斯大林一样大搞“肃反”运动，在新疆逮捕了两千多名“托派”分子。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俞秀松，是被苏联派到新疆后担任“反帝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的。不知什么时候，他成了盛世才的妹夫。即便如此，俞秀松还是因为“托派”问题，被盛世才送到苏联，关进监狱，严刑拷打，折磨而死。

1939年秋天，盛世才把杜重远软禁起来，免去他新疆学院院长职务。据说杜是因为遭人忌妒，向盛世才上万言书之后引火烧身的。1941年5月，盛以“汉奸”、“托派”和“汪精卫系统阴谋暴动案”等罪名将杜重远逮捕。杜重远一案牵连数千人，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杜重远的下场很惨，软禁期间，为了抒发委曲郁闷的心情，他反复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我好比虎落平阳，被犬欺”等词曲。此外，盛世才还让毛泽民审理这个案子，但不久毛泽民也被投入监狱。据杜重远的妻子说，盛世才曾经在食物中投毒，使杜重远的肠胃溃烂穿孔，以致床不能起，头不能抬，便血于厕，鲜血成河。1943年9月，盛世才命令军医处长给杜重远注射毒针，将他毒死，然后拖出了东花园毁尸灭迹。

杜重远被软禁后，茅盾、张仲实感到随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内心极其恐慌。有一次，张仲实被盛世才突然叫去，大家以为他回不来了，茅盾的夫人还急得直哭，结果是一场虚惊。张仲实伯母去世后，他要求回家奔丧，盛世才推说没有飞机，使他迟迟不能成行。第二年4月，茅盾接到家里电报，说他的大嫂病故。于是，他谎称母亲去世，向盛世才请假，没想到居然获得同意，张仲实也因此而沾了光。不久，盛世才设宴为他们送行，感谢他们一年来的贡献，希望把事情办完以后再回新疆来。

5月初，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的帮助下，搭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离开时，盛世才还亲自赴机场为他们送行，那阵势，与他们刚到时一模一样。飞机路过哈密时要降落过夜，当地行政长刘西屏前来迎送，但表情有些异样。路过兰州时，因傅作义要搭乘这架飞机，茅盾等人只好改乘汽车，经西安到了延安，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把两个孩子留在那里。在延安，茅盾听说他们路过哈密的那天晚上，刘西屏先后接到盛世才打来的三次电话：第一次在午夜12点，盛世才命令刘西屏把他们扣留下来；过了半小时，盛又第二次打来电话，说先不要行动，让他考虑考虑再说；下半夜3点左右，盛世才第三次打来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 ]]> 2007-05-11 11:14:10 http://blog.tom.com/zhixm.vip/article/1166.html 盛世才统治新疆和茅盾赵丹蒙难真相(上)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到达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毛泽民、方志纯、孟一鸣、林路基以及杜重远、茅盾、赵丹等人。他们有的是路过，大多数则是去那里工作。另外，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尽管只剩下三万多人，但还是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开赴新疆。因此人们必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远离抗日前线前往新疆呢？这一切，都与当时号称“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

一、新疆的“七·七事变”和“四·一二政变”

介绍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国以来新疆的政治概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很快组织起来响应武昌起义。迪化起义因遭到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而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则利用新任将军志锐与卸任将军广福的矛盾，取得了胜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后曾经派兵进攻迪化，但由于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双方息兵停战。不久，袁世凯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新疆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杨增新（1867-1928）字子周（又字鼎臣），号荩臣，云南蒙自人。他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任职。随着民国初年的政局变化，他1914年6月担任新疆将军，1916年7月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一直掌握着新疆的大权。在职期间，他完成了新疆与伊犁的统一和阿尔泰地区的统一，使新疆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道坚固的屏障。不仅如此，杨增新在政治方面严厉打击贪污受贿，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经济方面积极创办民族工业，开垦农田，改变了财政不能自给的状况；在外交方面与苏维埃俄国友好相处，恢复了边境贸易；在民族关系方面重视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合作，从而缓和了汉族和穆斯林的矛盾。这一切，既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作为中华民国的封疆大吏，杨增新始终把保持新疆的稳定和统一视为自己的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说过：“设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与此同时，他对于内地的政坛风云和军阀混战，采取了“纷争莫问中原事”和“认庙不认神”的态度，对内地到达新疆的人员，则注意严加防范。

北伐成功后，杨增新于1928年7月通电承认南京政府，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就在这时，新疆交涉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突然发动军事政变，将杨增新杀害。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湖北公安人。他18岁考中秀才，1904年被湖北选送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正值清朝末年，因不满现实，遂在家乡设馆教书。辛亥革命后，樊耀南先后担任过新疆法政学堂教员和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当了总统，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后来又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交涉署署长兼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参加。毕业典礼结束后，樊耀南举行宴会，设伏兵将杨增新刺杀。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樊耀南以为大功告成，前往省长公署宣布执政时，民政厅长金树仁突然率省府卫队包围了省署，在混战之中将他击毙。这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称为“七·七事变”。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并非樊耀南主谋，而是金树仁所为，甚至是苏联在暗中干预。

对于杨增新以及“七·七事变”，著名考古学家徐炳昶曾有如下评价：“荩臣将军为一极精干的老吏，实属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靖，洵属功多过少。不过其思想极旧，以为深闭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变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来因应殊未适宜，故致此变。”当时，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同时以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的身份在新疆考察。考察期间，他与杨、樊二人多有接触。他还拿杨增新与慈禧相比，说杨“思想旧，好愚民，是他极大的短处。”

“七·七事变”后，金树仁被推举为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金树仁字德庵，1883年生于甘肃河州，1911年来到新疆，从知县升任民政厅长。1928年11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金树仁为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就是在金树仁上台后来到新疆的。

盛世才，字晋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说1895或1896）生于奉天（今辽宁）开原盛家屯。他小时候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后弃文从武，先后入广东韶关讲武学堂和东北讲武堂。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军事教官郭松龄。军校毕业后，他随郭松龄进入奉军，在所属第八旅当了一名排长。郭对盛世才非常赏识，不仅让义女邱毓芳（邱的父亲是盛世才的团长）嫁给他，还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召回国，在郭手下担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后，盛世才逃亡日本，得到一些著名人物的资助，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等职。

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等地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这一年秋天，他辞去参谋本部科长职务，取道苏联，于年底到达新疆。盛世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闲职——督办公署的上校参谋主任。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惟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金树仁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以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又将马世明与和加尼牙孜击退。1933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再次打败马世明。因此，盛世才被誉为“常胜将军”。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所谓“归化军”，由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所组成。由于这些人到达新疆后有归化要求，金树仁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军队，人们把这支军队称为“归化军”。归化军骁勇无比，战斗力很强。他们不仅为金树仁镇压各地暴动立下汗马功劳，也因为与金树仁的矛盾而萌发叛乱之意。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仓惶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乱。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到盛世才的驻地，要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势。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达到迪化城外，却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这时，起义发动者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队，他们参战后形势大变，迫使省府军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商量让谁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却握有重兵，近在咫尺，再加上这几年他已有一定威信，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称为“四·一二政变”。

二、盛世才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盛世才上台后，南京中央政府于6月10日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来往密切，引起盛世才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于6月26日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花园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也在盛世才逼迫下悄然返回内地。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地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起来，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代替刘的职位。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是马步芳的堂兄弟。当时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也有八千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这种请求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这方面，盛世才用心良苦，早有准备。首先，他上台后马上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取得联系，表示要与苏联进一步合作，还要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紧接着，他宴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人家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曾是他的秘密藏书。除了这种“精神贿赂”外，客人离开时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说：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

不久，斯大林派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马仲英击败，张培元被迫自杀，马仲英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除了直接派兵外，还向新疆提供了大量援助。在军事方面，苏联不断向盛世才提供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等军火装备；在经济方面，仅1935年8月，苏联就向新疆贷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货款250万卢布；在人才方面，苏联向新疆派遣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和专家300余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过的中共党员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中国人。

鉴于盛世才的上述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就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于是，究竟是西进还是北上，就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懋功会晤，当时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知道苏联在新疆有相当力量，如果红军向那里转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时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这一选择被张国焘称为“西进计划”。张国焘还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因此无论西进还是北上，目的都是要背靠苏联，而不是其他。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地区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据说还有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同年６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新疆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同时成为中共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一位负责人。

这一年8月，由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已经爆发，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决心。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与东北军进行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正在莫斯科的陈云和滕代远率代表团专程赴新疆接应。离开莫斯科之前，陈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需要大批军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准备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中苏边境。12月中旬，当陈云、滕代远率代表团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时，看到苏联已经为他准备好大批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质。但是，由于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苏联当局改变原有计划，陈云以及大批军火滞留在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这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顽强狙击，再加上中共中央指挥失当，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一千余人被困在祁连山一带，当时还滞留在中苏边境的陈云受命去星星峡接应。为此，盛世才派专人专车，把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边境对面接到迪化，并专门设宴招待这些远方来的朋友。随后，他根据陈云的建议，派数百名官兵和数十辆军车，载着粮食、军装等大批物资，由迪化出发，前往星星峡寻找弹尽粮绝的西路军残余人员。当李先念等领导的西路军残部被找到时，他们对盛世才伸出救援之手感动不已。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400余人到达迪化，以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给养，由苏联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等军事装备。两年后，其中三十多人被选送苏联，继续学习军事技术。1937